要想富強，先立憲
1903年，日本舉辦了第五屆勸業博覽會，日本駐江寧領事天野通過徐世昌邀請張謇前去參觀。
對於日本，張謇並沒有什麽好感，但一想到日本人通過學習西方，迅速實現民富國強，他最終決定去日本參觀博覽會，但如何去看是個問題。張謇想到的，不隻是去看一個博覽會，他定了一個很大的目標，要利用這次機會考察日本的教育、社會公益事業等方麵，以借鑒其成功經驗。
5月23日，張謇來到日本長崎，他在日本待了整整兩個月。對於張謇來說，博覽會，那當然是要看的。不過與別人不同，他還指名道姓地要看日本的35個教育機構和30個農工商單位。他與別人參觀的方法也不同，他搞了個“四每”觀察法：每到必看，每看必問，每問必記，每記必思。看到過看博覽會的，還沒有看到過這麽看博覽會的。
日方接待者嘉納治五郎十分好奇，詢問張謇：“你這次東來，調查的宗旨是什麽？”張謇告訴他：“尋求與我國經濟、文化現狀相近的經驗。”注意，張謇的用詞——相近，而不是日本的先進經驗。不能不說，張謇真是一個有心人。
考察中，張謇發現，日本之所以能快速發展，有兩個原因：一是立法健全。張謇看到，日本人辦事以法為準，沒有超越法律之上的權力。他應該是看到了日本的“法治”與大清的“人治”之間的區別所在。二是日本搞多黨政治，搞議會，也就是尊重民意，搞輿論監督，權力受到廣泛製約。張謇意識到，日本政府的這些做法，完全是與大清皇權專製相反的做法，這使日本上層的決策往往能夠體現民意。一句話，日本政治開明，大清政治不開明。張謇認定，這正是大清國與日本國之間的差別所在，也是差距的原因所在。
通過這一番考察，張謇突然有了一股奇怪的感覺——猛然醒悟——原來自己過去一直寄希望於宮廷鬥爭，寄希望於光緒皇帝掌權，自己過去一直依靠思想開明的地方督撫來主張新政、推行新政，這居然全都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法。大清富強的根本之法居然在日本可以找到——日本試驗的成功，為何不可作為大清拿來就用的“新體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