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風，最初因厭惡陸王派的束書不讀，空談冥想，而展開對王學的攻擊與修正；後來連整個宋明理學都被認為空疏杜撰，而產生了實用派與考證派（所謂漢學）。這就是一般人所謂由程朱與陸王之爭，一變而為漢學與宋學之爭。當時死守程朱家法而攻擊王學的，有陸桴亭（名世儀）、陸稼書（名隴其）等；雖屬程朱派而自己另有建樹的，有顧亭林、王船山等；雖屬陸王派而對王學有所修正的，有孫夏峰（名奇逢）、李二曲（名顒）、黃梨洲等。當時攻擊理學的多半指斥其無補於實際政治，以致“武人俗士”專權，弄得“夷狄寇盜之禍”相繼而起，“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炭”。另一方麵，就批評理學的研究方法不實際，理學家雖主張實行三代的王道政治，而不能從古籍中考見三代政治的真相。前一種思想的產生是由於清政權對漢族的壓迫，後一種則由於西洋自然科學的略有輸入。由前一種批判而產生了實用主義派，由後一種而產生了考證派。顧亭林的學術，兼有這兩個特征，可說是清代學術的奠基者。
亭林名炎武，字寧人，江蘇昆山人，有反清複明之誌，曾遊曆北方各省，通觀形勢，陰結豪傑，晚年定居陝西華陰，以待時機。著作重要者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音學五書》等。他的思想的最大特點，在於客觀實證主義與經世救時的實用主義。他批評陽明派說：“今之君子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困窮不言而講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他還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及“經學即理學”兩句名言。
王船山與顧亭林同時，名夫之，字而農，一號薑齋，湖南衡陽人，因晚年隱居於湘西之石船山，被稱為船山先生。著作有七十餘種之多，鄧湘皋集為《船山遺書》，其中《讀通鑒論》《宋論》《俟解》《詩文集》有單行本行世。船山極推崇張橫渠、朱晦庵，而反對王陽明。其批評陽明，不是站在實用主義立場，而是從本體論與方法論立場來駁斥那種“恍惚空明之見”，比亭林等來得深刻。船山認為先有“器”而後有“道”；又反對佛氏“以見聞覺知所不能即為無有”之說；又說有無不過是聚散隱顯的變化，而太虛不變；又說太極本體隻有動，靜也是一種動；又說體用一源，不可離“用”而另立一“體”；又說心不能離身而存在，己不能絕物。這些見解，比宋明各理學家要高明，確實能夠克服佛家思想，所以李石岑曾說“船山在中國哲學上的地位，我看比朱晦庵、王陽明還要高，也比顏習齋、戴東原諸人來得重要”（《中國哲學十講》三四三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