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先生是常州人，今年六十三歲了，但在思想界裏他仍是一個打先鋒的少年。近年國內的人大都知道他的為人，所以我不敘述他的曆史了。
前幾年他五十九歲時，有一天他對我說，他第一天進江陰的南菁書院，去見山長黃以周先生，見他座上寫著“實事求是，莫作調人”八個大字。他說這八個字在他一生留下很深的印象。“實事求是，莫作調人”是一種徹底的精神，隻認得真理的是非，而不肯隨順調和。近幾十年來，國內學者大都是受生計的壓迫，或政治的影響，都不能有徹底思想的機會。吳稚暉先生自己能過很刻苦的生活，酬應絕少，故能把一些大問題細細想過，尋出一些比較有係統的答案。在近年的中國思想家之中，以我個人所知而論，他要算是很能徹底的了。
他的著作很多，最重要的是他前幾年發表的長篇《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我今天說他的思想便用此文作根據，有時候參考別種著作。
中國近世思想的趨勢在於逐漸脫離中古的宗教，而走上格物致知的大路。但中古宗教的勢力依然存在；“居敬”，“主靜”，“無欲”，都是中古宗教的變相。致知是純粹理智的路，主敬是宗教的路。向來理學家說這兩條路“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其實這兩條路“分之則兩全，合之則俱傷”。五百年的理學所以終於失敗，正因為認路不清，名為脫離中古宗教，其實終不會跳出宗教的圈子。
這三百年學術界的趨勢隻是決心單走那格物致知的路，不管那半宗教半玄學的理學。顧炎武以後，有了做學問的方法，故第一二流的人才自然走到學問的路上去。但程朱的威權始終存在，如漢學家惠定宇的楹帖：
六經尊服鄭，（服虔，鄭玄。）
百行法程朱。
可見當時一種調和派的心理，很像西洋近世初期的科學家說“宗教治心，科學治物”，隻要你們不幹涉我們的治學，我們也不排斥你們的講道。這種態度的缺點是缺乏一種自覺性，不能了解“樸學”運動自身帶有反理學的使命。那些明目張膽反抗理學的人，如北方之顏李，又輕視學問，故末流終帶點陋氣，不能受南方學術界的信仰。“樸學”的大師能同時明白反抗理學的，止有戴震一派。戴學後來雖然聲勢浩大，但真正的傳人其實很少：傳得考訂訓詁之學的最多，傳得戴震大膽破壞的精神的已不多了，傳得他的建設的思想的竟沒有一個人。（參看胡適《戴東原的哲學》，頁八十至一九七。）戴震死於一七七七年，這一百五十年中（1777至1927）正統的理學雖然因為“樸學”的風尚，減了不少的氣焰，然而終因為缺乏明白自覺的批評與攻擊，理學的潛勢力依然存在，理學造成的種種不近人情的社會禮俗也依然存在。到了最近一二十年中，中國的學者學得西洋正統哲學（也是富有中古宗教的遺毒的）的皮毛，回轉頭來做點雜糅傅合的工夫，於是正統的理學居然又成為國粹的上上品；捧場鼓吹的人又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