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地，他隻和那些卑微的朋友們生活著：他的助手和他的瘋癡的朋友，還有是更微賤的伴侶：他的家畜，他的母雞與他的貓[523]。
實在，他是孤獨的，而且他愈來愈孤獨了。“我永遠是孤獨的，”他於一五四八年寫信給他的侄兒說，“我不和任何人談話。”他不獨漸漸地和社會分離，且對於人類底利害，需求，快樂，思想也都淡漠了。
把他和當代的人群連係著的最後的熱情，共和思想——亦冷熄了。當他在一五四四與一五四六年兩次大病中受著他的朋友Riccio在Strozzi家中看護的時候，他算是發泄了最後一道陣雨底閃光，彌蓋朗琪羅病愈時，請求亡命在裏昂的RobertStrozzi向法王要求履行他的諾言：他說假若法朗梭阿一世願恢複翡冷翠底自由，他將以自己的錢為他在翡冷翠諸侯府場上建造一座古銅的騎馬像[524]。一五四六年，為表示他感激Strozzi底東道之誼，他把兩座奴隸像贈予了他，他又把它們轉獻給法朗梭阿一世。
但這隻是一種政治熱底爆發——最後的爆發。在他一五四五年和Giannotti的談話中，好幾處他的表白類乎托爾斯泰底鬥爭無用論與不抵抗主義底思想：
“敢殺掉某一個人是一種極大的僭妄，因為我們不能確知死是否能產生若幹善，而生是否能阻止若幹善。因此我不能容忍那些人，說如果不是從惡——即殺戮——開始絕不能有善底效果。時代變了，新的事故在產生，欲念亦轉換了，人類疲倦了……而末了，永遠會有出乎預料的事情。”
同一個彌蓋朗琪羅，當初是激烈地攻擊專製君主的，此刻也反對那些理想著以一種行為去改變世界的革命家了，他很明白他曾經是革命家之一；他悲苦地責備的即是他自己。如哈姆雷德一樣，他此刻懷疑一切，懷疑他的思想，他的怨恨，他所信的一切。他向行動告別了。他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