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60年井伊直弼被刺到1868年日本現任天皇陛下開始執政的明治維新，其間的八年歲月是令人難以忘懷的。因為那是個龍騰虎躍的年代，國家實施了一係列迅猛的政治改革。龍千變萬化的精神不斷驅勵國家追尋新的理想。即使在恢複皇權之後的繁忙歲月裏所湧現的活動，也無法與這個短時期相比。後來出現的一切運動的幼芽都萌發於這一時期。這使我們聯想到歐洲曆史上那些偉大的過渡階段，為了立新而破舊。與意大利文藝複興的創始人一樣，我們不得不解決在吸收新鮮事物的同時恢複舊有秩序這個雙重難題。正如受到多方詬病的法國大革命把許多事物理想化，我們明治維新的特點是狂熱的追隨者們熱情洋溢的自我犧牲精神。正是出於這種愛國熱忱，武士們自動放下刀槍，大名們自動舍棄封地，幕府大將軍自動交出世襲的權力。
明治維新運動引起的動**不僅限於京都和江戶，也出現在帝國的各個地區。在全國各地，效忠天皇還是幕府的問題都造成家庭內部陷於分裂：兒子反對老子，弟弟反對哥哥。京都成了一個策劃陰謀詭計的大本營，孕育著各種極端派別。大名應召保衛天皇之際就是明治維新真正始發之時。出於身處京都的優勢，朝廷現在開始向幕府發號施令。最高權力歸還天皇已經毫無疑義了，因為這是各界普遍期望達成的終極目標，而且已經完成了一半。但是在采取什麽樣的政體的問題上，仍然存在多種選擇。天皇周圍存在兩大派係——聯邦派和帝製派，各自代表不同的政治體係。這兩大派係輪流占據上風，直至兩派聯合組成了一個新的派別——統一派，為我們現在的行政製度奠定了基礎。
這些不同的派係輪流占上風顯示，日本的政治生活在一步步回歸其古代的形態。我們現在已經看到有可能在國際舞台上占據一席之地，這為我們打開了廣闊的視野。龍向後蜷縮，準備進行最後的一躍。這是社會胚胎學一個異常的實例：日本在重生之前竟然會呈現返祖現象。在兩個最初的派係中，薩摩藩主領導的聯邦派代表了各類大名。他們的地位使他們不歡迎政府發生急劇的變革，他們希望以某種聯邦形式來控製幕府。他們認為，16世紀末期的政府形式最為理想，當時德川幕府的權力尚未鞏固，新統一的帝國由最有權勢的五位大名組成的議事機構治理。事實上，他們盼望封建時代複活。他們的外交政策是得體地處理不得已的局麵。而且，與幕府一樣，他們接受了難免要與西方世界通商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