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長太太抱著手臂聽著，好像一個人不得不聽一番說教似的；這時她放下手臂，瞅著弗萊齊埃，說道：
“先生，關於你自己的事，你說得一明一白了；可是我覺得你對正文還是一篇糊塗賬……”
“太太，再加一兩句，事情就揭穿了。庭長先生是邦斯先生獨一無二的三等親屬承繼人。邦斯先生病得很重，要立遺囑了，也許已經立了。他把遺產送給一個叫作許模克的德國朋友。遺產值到七十萬以上，三天之內，我可以知道準確的數目……”
庭長太太聽了這個數字大吃一驚，不由得自言自語的說：
“要是真的話，我跟他翻臉簡直是大錯特錯了，我不該責備他……”
“不，太太，要沒有那一場，他會像小鳥一樣的開心，比您，比庭長，比我，都活得久呢……上帝自有它的主意，咱們不必多推敲！”他因為說得太露骨了，特意來這麽兩句遮蓋一下，“那是沒有辦法的！咱們吃法律飯的，看事情隻看實際。太太，現在您可明白了，以庭長這樣高的地位，他對這件事絕不會也絕不能有所行動。他跟舅舅變了死冤家，你們不見他的麵了，把他從社會上攆出去了；你們這樣做想必有充分的理由；可是事實是那家夥病了，把財產送給了他唯一的朋友。在這種情形之下立的一張合乎法定方式的遺囑，一個巴黎高等法院的庭長能有什麽話說呢？可是，太太，我們在私底下看，這究竟是極不愉快的事，明明有權承繼七八十萬的遺產……誰知道，也許上一百萬呢，我們以法定的唯一的承繼人資格，竟沒有能把這筆遺產抓回來！……要抓回來，就得把自己牽入卑鄙齷齪的陰謀，又疙瘩，又無聊，要跟那些下等人打交道，跟仆役，下屬，發生關係，緊緊的盯著他們：這樣的事，巴黎沒有一個訴訟代理人，沒有一個公證人辦得了。那需要一個沒有案子的律師，像我這樣的，一方麵要真有能力，要赤膽忠心；一方麵又潦倒不堪，跟那些人的地位不相上下……我在我一區裏替中下階級，工人，平民辦事……唉，太太，我落到這個田地，就因為如今在巴黎署理的那位檢察官對我起了惡感，不能原諒我本領高人一等……太太，我久仰您大名，知道有了您做靠山是多麽穩固的，我覺得替您效勞，幹了這件事，就有苦盡甘來的希望，而我的朋友波冷醫生也能夠揚眉吐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