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即劉徹登基的第六個年頭，在帝國政治舞台上活躍了將近半個世紀並長期幹預朝政的竇太後，終於放下把持多年的權柄，駕鶴西去了。
這一年，劉徹二十二歲。
風華正茂的年輕天子，終於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來打理這天下了。
劉徹收回天子大權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辦喪不力”為由，罷黜了竇太後任用的丞相許昌和禦史大夫莊青翟，旋即命武安侯田蚡繼任丞相，稍後又命大農令韓安國繼任禦史大夫。
這一次，魏其侯竇嬰沒被複用。雖然他也崇奉儒學，但畢竟是竇氏外戚；隨著竇太後的去世，他自然就被邊緣化了。現在，劉徹更信任的，肯定是自己的母舅田蚡。
隨著劉徹的親政，朝廷在田蚡的主導下，重新展開了一度受挫的尊儒改革運動。《漢書·儒林傳》稱：“及竇太後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
盡管後世慣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來描述和定義漢武帝的這場意識形態變革，但縱觀武帝一朝的實際情況，這八個字並不十分準確——或者說實際情況並不完全像後人理解、想象的那樣。
首先，儒學取代了黃老之學，成為唯一的官方意識形態，以黃老、法家為首的其他學派也喪失了與儒家競爭“官學”地位的資格，但這並不等於諸子百家從此就完全被漢武帝摒棄了。
實際上，在儒學被漢武帝定於一尊的同時，諸子百家並未銷聲匿跡，而是依舊活躍在當時的朝廷和民間；且研習諸子百家之學的一些代表人物，也依舊得到了武帝的重用。
對此，跟武帝生活在同一時代的司馬遷，也許是最有發言權的。他說：“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鹹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史記·龜策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