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朔方城的興建，以及“推恩令”和“遷徙令”的成功實施，主要策劃人主父偃一時間風光無兩，成了天子跟前最大的紅人，連衛青的光芒都一度被他遮蔽了。
滿朝文武紛紛上門巴結他，前後賄賂累計達黃金千斤，令主父偃一躍成為長安城屈指可數的巨富。有人私下勸他收斂一點兒，不要太過張揚。可對於落魄大半生後驟然發跡的主父偃而言，他此刻的心態是一般人難以體會的。這感覺就像是長年在地底下洶湧奔突的岩漿，一朝噴湧而出，你怎能指望它輕點兒噴、慢點兒噴、溫柔地噴呢？
那是不可能的。
主父偃對權力、富貴和尊嚴的極度渴望，被壓抑了這麽多年，一旦噴發出來，注定是一發不可收拾的。
所以，對於旁人善意的勸說，主父偃非但聽不進去，反倒回敬了一番更加豪橫的話。他說：“我自從束發（十五歲至二十歲）遊學以來，四十多年了，一直不得誌。父母不把我當兒子，兄弟不肯收留我，身邊的人也都厭棄我，我困厄的日子太久了！況且，大丈夫若生不能列五鼎而食，死也要受五鼎烹煮。我的人生已經日暮途遠了，索性就給它來個反其道而行之！”
他的原話是：“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從此成了後人耳熟能詳的名言。
所謂“五鼎”，是古代的諸侯（也有說大夫）在行祭禮時，按其社會等級，用五隻鼎分別盛放牛、羊、豬、魚、鹿肉；代指達官顯貴的豪奢生活，也引申為高官厚祿。
主父偃這番話，把一個政壇暴發戶的嘴臉表現得淋漓盡致。
從心理學的角度看，這應該屬於典型的人格扭曲——長年被生活摧殘、被命運錘打後導致的一種逆反心理，主父偃的自我極度膨脹，並企圖用極端手段報複他人，已經隱隱具有了“反社會人格”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