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十月（此時仍用秦曆，以十月為歲首），劉徹頒布了即位後的第一道詔書，在全國範圍內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且由他本人親自主持策試，策論的題目是《古今治道》，即探討古往今來的治國之道。
在這個大題目下，劉徹提出了事關國家治亂興衰的一係列問題：
五百年來，無論是高居廟堂的君王，還是草澤鄉野的有識之士，皆欲效法先王，拯救萬民；為何最後總是失敗的多、成功的少？
都說三代是受命於天，有什麽證據？
這世上災異不斷，是什麽原因？
人的壽命有長有短，品行有好有壞，又是為什麽？
朕希望天下能有淳樸的風氣，法令能得到有效的執行，百姓安居樂業，官員清正廉明，刑罰減輕，奸佞改過，風調雨順，五穀豐登……要實現這一切，朕該怎麽做？
其實劉徹也知道，麵對這樣一些至大至深的問題，答案肯定是言人人殊、見仁見智的，所以，他並不指望得到什麽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答案。他拋出這些問題，隻是想讓對策者們借題發揮，各自亮出思想觀點而已。而劉徹真正的目的，是希望通過此次策試，讓不同學派都能發出自己的聲音，進而匯聚成一股有聲有勢的政治思潮，衝擊日漸僵化的黃老思想，為即將進行的觀念革命與製度改革搖旗呐喊。
這既是一種輿論上的造勢，也是對舊有意識形態的一次火力試探。除此之外，劉徹當然也希望通過這次策試，從諸子百家的學說中找到最合乎需要的一套治國理論。
詔書頒布後，各地共推舉了一百多位學有專精的知識分子，其中既有儒家學者，如轅固、公孫弘等人；也有法家、縱橫家等各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如嚴助、馮唐等人。而在所有參加策試的人中，最令劉徹激賞的，莫過於大儒董仲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