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納森·基茨
拿破侖時代
在描述19世紀初期意大利的小說《帕爾梅之夏》的開頭，司湯達回憶起拿破侖軍隊1796年入侵倫巴第時所帶來的幸福和快樂。雖然作家把入侵描述為兩個命中注定的夥伴之間的歡樂耦合，映射出作家的意大利情懷，但他精明地捕捉到法國思想對意大利文化的浸染，巧妙而隱晦地嘲諷了想要融入拿破侖帝國的意大利人。
法國人掠走了相當數量的藝術作品，包括拉斐爾、提香和其他文藝複興時期大師的重要畫作，其中一些自此留在法國，但法國人對意大利各城市建築風格產生的影響整體來說是有益的，在某些情況下，其美學意義至關重要。例如，在威尼斯的聖馬可大教堂，雖然四座古老的青銅馬在1797年作為戰利品運往巴黎，但由朱塞佩·索利在1810年設計的教堂前廣場拿破侖翼大樓的意義非凡。翼大樓連接新舊行政大樓，取代拆除的聖吉米尼亞諾教堂，與整個聖馬可廣場的西式景觀渾然一體。
在這一時期，新意大利王國的首都米蘭受到法國文化的影響最為明顯，時任米蘭總督的是拿破侖的繼子歐仁·博阿爾內。雖然18世紀晚期在奧地利統治下，米蘭文化因其文學和新聞的開明傳統而獨樹一幟，但不可避免地受到波拿巴審查製度和政府功利主義教育理念的製約，總督的法庭並非沒有它的複雜性，尤金本人也製訂了雄心勃勃的計劃，意圖重新布局中央城區。但實際隻執行了一小部分，諸如波拿巴廣場，相鄰的體育競技場和白色大理石和平門，以及曾被耶穌會大學占據的布雷拉美術館，增強了米蘭的大都市韻味。
19世紀意大利文化生活的象征意義同樣體現在米蘭作為國家出版中心的發展中，直到今天，米蘭依然保持意大利出版中心的位置。總督府積極提供補貼，資助與帝國政府政策相關的科學和技術出版物的印刷和發行，即便沒有這些支持，米蘭出版商仍是意大利作家的心之所向。在拿破侖占領期間，意大利法國經濟學委員會批量發行過去幾個世紀意大利文學和曆史著作，通過精選的主題和語言的純粹，傳播知識，推動托斯卡納語的使用，形成對第一次意大利民族主義運動的有力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