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福加茨
鄉村與城市
20世紀末意大利的文化版圖與19世紀末的大不相同。最顯著的變化是通信的增加，以及可以感知到的意大利內部的各種界限、意大利與外部世界之間的邊界被打破。在國內，交通、電話網絡和大眾傳播媒介打通了不同地區的聯係，居民能夠聽到、看到不同的東西，也可以到其他地區走動。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多種意大利語的傳播，方言的使用急劇下降。這些趨勢可能並沒有帶來“地方主義”的終結，但使地方與周圍世界的隔絕程度有所降低。迫使他們在更大的社區重新定義自己的身份，並在全國不同地區之間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共同經曆，這在1900年是不可能的。跨越意大利的外部邊界，20世紀以來，意大利與其他國家的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從書籍到音樂，從時裝到電影，涉及各種形象、風格和文化產品的交流，不再像過去那樣局限於一小群受過教育的人，使更多的人參與進來。與此同時，宗教的作用已被世俗化重新定義，特別是自20世紀50年代末以來。在意大利，大多數人不再去教堂做禮拜，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花在看電視上的時間(平均每周將近20個小時)比除了工作和睡覺以外的任何其他日常活動都要多。對許多人來說，宗教信仰已經成為一件更私密的事情，不再那麽依賴於公共儀式。
在世紀之交，人們感受到的最強烈的界限之一就是城市和農村之間的界限。在受過教育的旅行者和觀察者的敘述中，所有農村地區或多或少都被認為是偏遠和原始的，南部農村是所有農村中最偏遠的。托斯卡納的土地所有者利奧波德·弗蘭切蒂將1876年他和西德尼·鬆尼諾一起從巴勒莫前往內陸考察西西裏島的社會狀況之行描述為一次對充滿“神秘和未知事物”的內陸探險。來自巴勒莫的民俗學者朱塞佩·皮特雷詳細描述了西西裏島人民的風俗習慣，但在某種程度上，他再現了一種廣泛的共識，即這些風俗習慣是奇珍異物，與觀察者自己的文化格格不入，而且在曆史上是一成不變的。對於社會黨知識分子來說，意大利農村的文化落後被視為該黨向這些地區擴張的主要障礙。從19世紀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們最常使用的形容是掃除(文盲)、提升(農村人民的文化水平)和傳播(來自城鎮的文化)。對於法西斯政府在20世紀30年代的鄉村化和土地複墾計劃，以及在1945年之後在美國專家的幫助下建立的促進南方發展的機構來說，傳統農村同樣是一個需要開發、複墾和改造的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