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1865年，英國外交的掌舵人是帕默斯頓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他掌管英國外交26年，打下了深深的個人烙印。帕默斯頓踐行炮艦政策，憑借海軍優勢控製海洋，強製推行“自由貿易”，迫使世界為英國的商品打開大門。
帕默斯頓出身於貴族家庭，曾就讀於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和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他早年就支持常備軍政策，主張在和平時期也保持常備軍，為此可以犧牲英國人的生活需要，1820年他就曾在下院說過：為維持常備軍而承受的負擔和痛苦，是維護英國自由和獨立須付出的代價。在政治上他是坎寧派，支持1832年議會改革；1830年他拒絕加入威靈頓內閣，此後就轉入了輝格黨陣營。在外交方麵帕默斯頓延續坎寧的思想，1848年3月31日他對議會說：“如果允許我用一句話來表達一位英國外交大臣應該遵守的原則，我將采納坎寧的話：英國的利益應該成為每一個英國大臣製定政策的標準。”
此時，英國已完成工業革命，經濟實力已經是世界第一，這種實力體現在帕默斯頓的外交理念上，他認為，作為一個可以特立獨行的世界強國，英國不需要結盟，也不需要依靠其他國家，英國應該成為正義和權利的維護者，但行動上要謹慎，不充當現代的堂吉訶德。他說英國應該依據自己的標準進行判斷，“支持它認為是對的東西，製裁它認為是做錯的事情”。英國這樣做並不會孤立自己，相反，隻要行為得當，它就能得到其他強國的支持：“將這個國家或那個國家當成英國的永恒的盟友或永久的敵人是一種狹隘的政策，我們沒有永恒的盟友，我們沒有永久的敵人，我們的利益是永恒的，我們的責任是遵循這些利益。”
雖然帕默斯頓以強硬著稱，是炮艦外交（gunboat diplomacy）的開創者，但他並不主張四麵出擊，隻要不涉及英國的根本利益，英國應該對國際風雲袖手旁觀。1848年4月他在給維多利亞女王的信中寫道：雖然歐洲連續發生了一些非常重大的事件，政府卻寧願觀望而不是行動。他認為，英國雖然具有強大的實力，但均勢外交依然是必須恪守的原則。1865年他在臨去世前仍舊重申：英國應遵守歐洲力量平衡的原則，防止任何一個國家力量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