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最後十多年的英國外交，是由第三代索爾茲伯裏侯爵（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 Cecil,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執掌的。索爾茲伯裏出身於保守世家，父親擔任過掌璽大臣（Lord Privy Seal）和樞密院大臣（Lord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他早年養成一種悲觀主義的人生觀，這使他成為堅定的保守主義者。在德比迪斯雷利政府任職期間，他因為不支持第二次議會改革而辭職，他認為保守主義應當阻止民主的增長，不讓它破壞社會秩序。索爾茲伯裏鄙視迪斯雷利，認為他不誠實，是一個無原則的機會主義者。
在外交事務中，有一段話很能體現索爾茲伯裏的基本思想，他把世界國家分為有活力國家和垂死國家兩種：“垂死國家瓦解和衰退的速度與有活力國家的力量積聚和增長的速度同步。弱國越來越弱，強國越來越強。有活力國家將逐步侵占垂死國家的領土，文明國家之間衝突的種子與緣由將迅速出現。當然，有活力的國家並不全部具有治療和切割這些垂死國家的權力。於是，關於誰擁有這樣的權力、它又將采取何種辦法的爭執，就將造成強國之間的軍事對抗與相互威脅。……我認為這種威脅在我們的時代已經來臨。無論世界發生任何變動，英國都不能處於不利地位。但如果有競爭者染指那些英國軍隊不能到達的貧瘠土地時，我們也不要嫉妒。”在這段話中，“垂死國家”就是受侵略的亞非拉國家，“有活力國家”則是西方侵略者；索爾茲伯裏已經看出帝國主義列強爭奪殖民地將引發戰爭，而英國的處境並不樂觀。
按霍布斯鮑姆（Eric John Ernest Hobsbaw m）的說法，1875-1914年是“帝國的年代”。英國在19世紀後期加快了殖民擴張的步伐，到1914年，英帝國的版圖囊括3000萬平方公裏，人口逾3億。英國在亞洲、非洲急劇擴張，與歐洲列強進行激烈爭奪。在這個進程中，英國與布爾人發生了兩次戰爭，並在祖魯蘭（Zulul and）、東非、西非、中非、阿富汗和西藏采取了軍事行動。1870-1914年間帝國與外交事務糾結在一起，兩者關係緊密重疊，外交常常是為了處理殖民地問題，準確地說，這一時期的帝國和外交經曆著相互影響的過程，而英國總是在歐洲和海外領地兩個領域尋求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