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對英國來說是一個大起大落的時代，兩次世界大戰一會兒把英國推進絕望的深淵，一會兒又讓它浮上勝利的**。曆史學研究不可能超越這個時代背景，它同樣有希望也有失落。
曆史學的專業化傾向加強了，過去那些有錢有閑的紳士用業餘時間寫作曆史的情況不再存在，曆史學家需要經過專業的培訓，大學教授的職位增加了，其人數之多足以使他們每個人都專門集中在一個非常狹小的範圍內。但這是個十分危險的傾向，結果是曆史學與公眾進行交流的機會減少了。專業化傾向與大量增加的史料有關，隨著越來越多的檔案向公眾開放，更多的文件需要曆史學家去整理，在曆史學界，要成為無所不知的通才已經不大可能。當曆史學家在自己專業的範圍內忙於梳理時，他們發覺對研究範圍之外的事幾乎一無所知，滿足不了公眾的要求。公眾於是表示不滿，史學家的隊伍便分成了兩派，一派仍然致力於專業化研究，另一派則想為曆史提供意義，提供一種曆史哲學。
費邊社曆史學家就試圖提供這種哲學。20年代末，英國工黨開始掌權，曆史學家以同情的目光審視這個過程，嚐試解釋其中的原因。他們研究工業社會的曆史，展現勞工經曆的苦難，尋找工黨與工會運動之間的關係。1894年韋伯夫婦出版了《英國工會運動史》（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1897年又寫出《工業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此後，韋伯夫婦寫了許多著作，其內容涉及司法、地方政府、城鎮、農村勞工等等，十分有力地揭示了工業社會對工人生活的影響。他們之後，另一個費邊主義者G.D.H.柯爾同樣多產，同樣有才華，他的多卷本《社會主義思想史》（A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至今仍有巨大的影響。第三位重要的社會主義曆史學家是托尼，他在社會史與經濟史研究中使用馬克思主義思想，同時也使用馬克斯·韋伯的思想。托尼強調普通勞動者的曆史地位，作為一個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他相信對勞工的同情合乎人類本性。他為工黨寫了不少小冊子，並為工人教育委員會做了大量工作。不過，最讓人難忘的是他的《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1926年），這本書奠定了英國宗教社會學的基礎。他在書中說：曆史的任務是“鼓勵和激起人們生存的勇氣，而不是製造屍體，通過擴大人們的知識範圍來增強人們的理解力，從而在我們時代麵臨的問題中看到新的天使”。自托尼以後，社會史就更加是“沒有政治的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