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鐸時期的議會被看作全國公意的基礎，議會法令被看作全國共同體必須服從的決定。1365年，首席法官羅伯特·索普爵士（Sir Robert Thorpe,Chief Justice）在解釋法律時認為，每一個人都應該知道議會的法案或法令，因為“議會代表王國”（body of all therealm），無論法案是否在當地被公布過。從14世紀末起，議會作為一個整體，被認為具備一種權威，即不同於“國王權威”（King's authority）的“議會權威”（authority of parliament）。15世紀中葉以後，“議會的權威”一詞經常出現在法令中，比如“法令在三個等級的同意下被國王製定，並根據議會的權威”。對此，埃爾頓（G.R.Elton）評論說，“都鐸前夕，英國議會已經在政治上代表著民族”。
都鐸時期，議會和君主緊密合作，形成了“王在議會”（King in the Parliament）的傳統，原本由上院（House of Lords）和下院（House of Commons）構成的議會，現在變成由國王、上院和下院共同組成的議會，國王成了議會的組成部分。在專製主義（absolutism）時期，英國議會沒被廢止或流於形式，相反與專製君主一起成為專製製度的基礎，這在歐洲是一個特例。玫瑰戰爭中，英國的封建貴族“集體自殺”，此後英王和議會的關係也發生轉變，貴族們沒有能力對抗王權，議會也就失去了原先貴族用以限製王權的作用。相反，由於獲得議會的支持，王權統治的合法性大大增強了，這是理解都鐸王權和議會關係的根本所在。“16世紀幸存的（議會）是分擔統治的（機構），而不是視自己為政府對手的機構”。議會以民族的代言人自居，成為被英王利用的工具，也就和王權一起走出了中世紀。
“王在議會”是英吉利民族國家誕生時英國統治者對於自身權力合法性的體現。宗教改革時期，英國議會通過一係列重要法案，不僅順利處理了亨利八世提出的棘手的離婚案，而且宣布“國王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確立了國家和教會之間的新型關係。更為重要的是，議會通過和都鐸君主的合作，強調了英王作為現代國家主權的象征，使都鐸君主在議會的支持下登上了專製主義的巔峰。亨利八世在1543年說：“我們被法官告知，我們從未像在議會中一樣站得高，在這裏，我們是頭顱，你們作為身體和我們緊密聯係在一起。”對於都鐸君主而言，他們依托與議會的關係實現了向現代國家元首的轉變；對於英國議會而言，它們憑借對新君主製的支持，獲得了在專製主義時代延續傳統的機遇。可以說，“王在議會”既遵循了議會傳統，又突破了王和議會二者分立的現實，本質上是在尊重傳統的前提下進行的變革。當然，“王在議會”並沒有否定都鐸王權的至尊地位，而是強化了都鐸的君主權威，表現在立法方麵，就是盡管議會立法是唯一的立法，但立法最終的決定權卻在國王，並且議會立法不是都鐸君主唯一的統治形式，他可以從議會獲得立法，也可以繞開議會發布敕令。秉承中世紀的政治原則，君主是“正義的源泉和法的給予者”，這意味著君主在實施統治時，可以通過議會進行立法，也可以通過樞密院下達指令，“王在議會”和“王在樞密院”並行不悖。在具體執行中，通過何種機構進行統治，全由都鐸君主自由決定。唯一不同的是，經過議會討論而通過的立法給都鐸統治罩上一層合法的麵紗，而樞密院令則是更加直接的國王命令。為了強化合法性，都鐸君主甚至把議會外的敕令同法令聯係起來，使其獲得全國公意的效果。1539年議會通過《敕令法》（Act of Proclamation），使敕令得到了法律的認可，它強調國王敕令具有議會法的權威，如此而使都鐸政府獲得了“執行敕令和法令的權威”。總之，對王權而言，立法不過是一種統治的形式，但是通過這種形式，政府可獲得更多的公意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