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鐸英國的宗教改革是16世紀整個歐洲宗教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結束了中世紀英國二元權威並立的政治、社會結構，實現了英吉利教會的民族化和國家化。在英國宗教改革中，君主始終起主導作用，其宗教信仰與政治取向，決定了其臣民的信仰和宗教改革的方向。
英國的宗教改革有深刻的政治與文化淵源。15、16世紀之交，英國人的民族意識已相當強，對羅馬天主教會的幹預和控製十分不滿，主要原因在於：第一，教會占有大量土地，苛稅繁重，謀取暴利。教會地產占全英國的三分之一，年收入達到2.7萬鎊，而同一時期王室的收入隻有1000鎊。聖奧爾本斯（St.Albans）的格拉斯頓伯裏（Glastonbury）等大修道院以及溫切斯特（Winchester）和德拉姆主教區的收入，都超過最大的世俗貴族的收入。第二，教會法庭濫用司法權，引起社會的普遍反感。中世紀以來，教會法和普通法並存，教會法庭不僅管轄教士，也管轄平信徒的婚姻、財產乃至生死問題，而政府則無權過問。在民族意識覺醒和民族國家形成的16世紀，教會司法權已成為英國國家構建的巨大障礙。第三，教會腐敗加劇了人們的不滿。上層教士往往占據多個教職，然後低薪聘人代為管理，自己獲取厚利。在林肯主教區，1514年有超過五分之一的俸祿是由多職務人員領取的；與上層教士相反，下層教士生活貧苦，他們缺乏教育，甚至不能用拉丁文做彌撒（Mass），因而難以履行職責，也難以獲得應有的尊重。總之，英國在宗教改革前夕彌漫著強烈的反教皇、反教會的情緒，這種情緒為改革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基礎。
15世紀以後基督教人文主義者（Christian humanists）逐漸掙脫了經院哲學的束縛，新教（Protestantism）改革家借助於《聖經》的翻譯和研究，動搖了天主教的神學基礎。16世紀20、30年代，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的“因信稱義”（justification byfaith）學說在英國南部和東部迅速傳播，以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托馬斯·克蘭默、羅伯特·巴恩斯（Robert Barnes）、休·拉蒂默（Hugh Latimer）和馬修·帕克（Matthew Parker）為代表，形成了新的神學理論群體。由於英王及其寵臣沃爾西對新教持一種敵視態度，所以在羅馬教會看來，英國依然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國家。然而，亨利八世的離婚案打破了英國和羅馬教會之間的穩定關係，將英國推向了新教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