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散文或政論文方麵，鹿特丹的德西迪裏厄斯·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 von Rotterdam,1466-1536）與托馬斯·莫爾是16世紀上半葉最知名的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謨生於荷蘭的鹿特丹，他又稱鹿特丹的伊拉斯謨。他作為文藝複興北歐派的重要代表，數次來往於歐陸與英格蘭之間，在劍橋大學教授希臘文，曾同莫爾討論古典著作與聖經翻譯。與莫爾投身政治相反，伊拉斯謨認為，寫作、教育與學術交流是為上帝服務和改良世風的最好辦法。莫爾既官運亨通又喜歡隱居，既主張教派寬容也迫害過異端。1516年，他在比利時出版拉丁文本的《烏托邦》，而英文本直到1551年才在國內出版。《烏托邦》是問答體作品，其動機是向君主提出有益的建議，內容則折射出希臘、羅馬的製度影響。烏托邦實行間接選舉製，30戶人選小官，300戶人選大官，小官在4個候選人中用秘密投票選舉市長，市長在偉人與善人委員會的同意下進行管理，終生任職。所有的重要決定都需要經過三天的討論方可成為法令，本次會議的動議須得等到下次會議時方可進行表決。官員離開會場後，不許再議論政治。54個城市各派3名長老，代表本城到首都組成議事會。因這種治理方式，烏托邦人被莫爾稱為公民。
《烏托邦》的對話體明顯受柏拉圖的影響，與後世采用的第三人稱敘事不同，參加對話的人有一個是紅衣主教、一個是律師、一個是清談者，還有一個是少年人。談話雖然隨和風趣，但討論的都是時代迫切關注的問題，如圈地運動、嚴刑峻法、君王教育等。在第一卷中，主要談話者希斯拉德談他的旅途見聞，談他對英國社會的觀察與批評；第二卷從地理環境、首都、官員，談到職業、民居、旅行、婚姻、戰爭、宗教等不同方麵，全方位地描繪了“烏托邦”這個理想社會。作品的成功不僅在於思想，而且在優雅、輕鬆的表述方式。莫爾善於用口語化的語言表現日常生活，特別是表現欲望與罪惡。作品富有人文主義的道德關懷，這種關懷常常因為人性的軟弱而成為諷刺。錢伯斯說，莫爾是“第一個發展出有表現力的散文的英國人，這種散文適合他的時代的一切用途：有雄辯的力量，有戲劇性，多樣化。莫爾的散文既善辯論又善敘述，能夠構築出有持續說服力的段落，又能迅速地開展對話。時而活潑，口語化，時而精雕細刻，甚至近乎綺麗。”不過劉易斯認為，莫爾的文風可能太過追求文雅而顯得拖遝，“句子太長，形容詞太多，幾乎完全缺乏節奏上的活力。……沒有閃電式的一擊，沒有大片思想與感情的湧現，風格是笨重的，像一塊生麵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