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是歐洲曆史上的“啟蒙時代”，對於英國來說，盡管啟蒙運動最初曾發端於此，但在運動的聲勢及影響方麵卻略遜於啟蒙運動的後來者法國。與法國啟蒙運動展示的激進色彩不同，英國啟蒙運動呈現出保守和溫和的形式，如同波科克（J.G.A.Pocock）等當代學者所說，英國啟蒙運動屬於“保守的啟蒙”。依波科克等人之見，所謂“保守的啟蒙”，其核心特征是它決心保衛17世紀人們經過巨大努力而艱難取得的諸多成就，這些成就中最突出者不僅包括混合憲政、法律至上、財產安全等原則，同時也包括有限的宗教寬容以及英國國教會的地位。可見，英國啟蒙運動在高揚理性的同時，卻並未走向徹底的反教會立場，理性與信仰之間也沒有呈現對立關係，相反卻顯示出一種共存與互動的關係。如果說18世紀可以被稱作是英國的“理性時代”，那麽，它同樣是宗教時代。18世紀的英國，宗教仍然是一個無處不在的因素，它滲透於社會生活之中，並承擔著諸多重要的社會職責。
國教會（Church of England）是16世紀宗教改革的產物，雖曆經英國革命、王朝複辟及“光榮革命”等政治動**，國教會的地位卻終得保存，在18世紀享有政治、經濟特權。政治上，國教會與國王、議會一同被視為英國政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國教會的主教和大主教是議會上院的當然成員；經濟上，國教會獨享國家捐贈，它還可以征收什一稅，並擁有大量世俗財產。按羅伊·波特的說法，整個18世紀，國教會是英格蘭“最大且最富有”的國家機構，居於其頂層的是26位主教（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約克大主教），主教們收入豐厚，據稱到該世紀中期，一些主教的年俸超過5000鎊。每位主教都領有一個主教堂，在主教堂任職的其他教職人員總計約1000人左右；主教及主教堂的教士屬高級教士，他們構成國教會的上層。其下是分布於全英格蘭的約1萬個教區（又譯堂區），它們由教區長和教區牧師負責管理，由於不少牧師是非駐在牧師，其日常教務就交給助理牧師處理，助理牧師收入微薄，地位低下，屬於教士中的底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