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能走上朱熹理學這條龐然大船，原因隻有一個：功名心切。
在未中同進士前，他最大的心事是中進士；中了進士後，他最大的心事就是效法前賢，澄清天下。也就是要按照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準則，為國家幹一番大事業，成為孔子、王陽明那樣的聖人。
——曾國藩後來如願以償，不過和他的鄉試、殿試一樣，有點瑕疵：中國曆史上有兩個半聖人，兩個是孔子、王陽明，半個就是他曾國藩。
這就是誌向，王陽明最重視的一條成聖法則。曾國藩非常自信地認為，隻要立下誌向堅不動搖，他的目的就能達到：“人苟能自立誌，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
有人歎息說，“聖人哪裏那樣好當？”
曾國藩鼓著眼睛說：“孔子說，我欲仁，仁就來了；我說，我欲孔子，孔子自然就來了。關鍵是要有毅力，堅持到底。”
還有人背後譏笑他：“一個鄉巴佬讀了幾本書，就想當聖人？”
曾國藩咬牙切齒地用詩歌回敬：“莫言書生終齷齪，萬一雉卵變蛟龍。”
為了給自己打氣，也讓別人知道他的雄心，在給親友的信中，他大言不慚道：“君子就該有民胞物與之器量，有內聖外王之功業，這樣才對得起父母生養，不愧於天地的完人。”
這是個大誌向，也是曾國藩一生中最堅持的人生信條：立誌！
我們若想了解一個人，不要問他幹了些什麽，首先問他想幹些什麽。如果一個人想都沒想過，就不要問他如何去做，正如你不必去問斷了線的風箏要去哪裏一樣。
曾國藩說，“我經常憂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我想這大概就是誌向不能樹立時，人容易放鬆潦倒，所以心中沒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沒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寧靜，不能寧靜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就在於沒有樹立誌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