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出上述定義之後，我又覺得心虛了。莫非灰牢完全沒有維護公眾利益的作用嗎？如此斷言恐怕有失公正。在實際征糧的時候，公共利益（合法征收部分）與代理人利益（冗員和超標準用品等）是攪和在一起的。誰說得清抗糧抗的是哪一部分？代理人的利益之所以能夠搭便車，正因為有這種模糊性存在。
另外，據我所知，灰牢並不僅僅關押抗糧者，前些年還大量關押過違犯計劃生育規定的人。一位河北農村的朋友告訴我，他們那裏對付超生遊擊隊的主要辦法，就是把潛逃孕婦的公婆或父母抓起來，鎖在小黑屋裏凍著餓著，同時放出話去，讓孕婦拿著流產證明來贖。
我覺得這是株連，不妥，那位朋友反問我有什麽妥當辦法，我又答不出來。設身處地替基層幹部想想，假如計劃生育的完成狀況具有一票否決的作用，幾個超生戶將使我在仕途上的多年努力付諸東流，我會有什麽感覺？真的進入情境了，便覺得“怒從心頭起，惡從膽邊生”。誰不知道計劃生育符合全民族包括生育者本人的利益？憑什麽你們非要多生幾個？我發現自己也很願意設立小黑屋，關押那些有同謀嫌疑的公婆們。假如這麽做不出事，不犯錯誤，不丟烏紗帽，那我就放開手去抓。如果縣裏追問，我就采用擬態策略，說這是計劃生育學習班。我相信縣長和我可以達成默契。
同理，辦小偷小摸的學習班也有維護公眾利益的作用。用這種辦法，我可以更自由靈活地收拾他們，更少受到約束，更有效率。同樣，如果想敲詐勒索，想製造冤案，我會感到身懷利器，當貪官汙吏自然也更方便了。
於是就出現一種權衡：對中國社會來說，究竟是因此而多出的貪官汙吏更有害，還是因此而多出的小偷和超生遊擊隊更有害？假如正式製訂了計劃生育法，幹部們就難免受到許多約束，至少株連政策是不好再用了。如此或許可以減少不公和非法侵害，但是難免增加超生人口。我猜，計劃生育法遲遲不能出台，部分原因就在這種權衡之中，從這個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立法人的價值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