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了在衙門“鑽營濫充”的法律風險，還應該理解鑽營的實際好處。
《儒林外史》開篇就寫到幾位衙役，百姓尊稱其為“老爹”，能和他們一起喝回酒，便是值得炫耀的光榮。他們的真實收入，據《儒林外史》第二回對一位快班衙役（近似刑警）的介紹：“李老爹這幾年在新任老爺手裏著實跑起來了，怕不一年要尋千把銀子！隻是他老人家好賭，不如西班黃老爹，當初也在這些事裏玩耍，這幾年成了正果，家裏的房子蓋得像天宮一般，好不熱鬧！”
與此對照，這一回說到教書先生的收入，每年的館金不過十二兩銀子。李老爹一年的進項，頂教書先生的83年。這並非特例。據統計，清朝四川巴縣典吏的平均年收入超過一千兩白銀，巴縣差役的平均收入也在一千兩左右[164]。按說，三班衙役的名義收入從六七兩到十二兩不等，未必比得上教書先生，但他們有機會撈外快。
不僅教書不如當衙役，開小商店也不如。（明）西湖漁隱主人《歡喜冤家》第九回說到一個合夥開南貨店的小商人的收入，以三百兩銀子為資本，經營有方，每年可以贏利一二百兩（明朝的二百兩銀子以糧價折算約四五萬元人民幣，銀子在清朝的購買力漸趨走低，這裏不作購買力比較），而這不過是李老爹的五分之一。有了這樣的比較，我們可以想見鑽營的強度和朱元璋嚴防死守的難度。
李老爹大概是正身衙役，而且負責抓人，格外容易混好。他的地位和收入可以引來白役，卻不能代表白役。晚清退休官員李榕曾經給父母官寫信，詳細描繪差役（白役）是如何謀生的，下邊將幾段內容再抄一遍：[165]
劍州（今四川劍閣縣）有查牌差役，或四五人，或七八人，四散於鄉，不知其差自何時，所查何事，鄉人但呼之曰查牌而已。所到之處，市鎮街坊頭人，或為具酒食，或量給盤費。臨路小店及鄉僻零星之戶，必索一餐。自道其苦差，而亦莫敢有抗之者。遇有酗酒、賭博、偷竊瓜果雞狗之賊，鄉愚不忍小忿，若輩竄入其中，橫架大題，動輒黑索拘拿，視其肥瘠而訛之，從未有事發到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