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設施的建設、收費和管理，具有鮮明的公共產品的色彩，因此，以強製力為後盾的稅收或行政收費就顯示出高效率低成本的優勢。無須那許多談判，領導的決心一下，內部的關係問題就解決了一半。遇到反抗的，橫豎都談不攏的，還可以動用其他威脅手段，不批給他宅基地，不給他開外出打工介紹信，總之要讓他得不償失。當然，如果衝突較小，水利設施建成後也可以轉而采用經濟手段管理收費，但是在啟動階段，政權力量的介入，強製力的介入，實在是便宜高效的上策。
在曆史上也有一些別的替代辦法，譬如大戶人家牽頭，或者由幾個大鄉紳牽頭，其中都難免帶一些公益事業的色彩，難免讓小戶搭搭便車，占點便宜。這裏有些“智豬博弈”的道理，大戶人家即使讓小戶占些便宜，自己這方麵還是合算的，不牽頭反倒不合算。畢竟他們的土地麵積要大得多。如果我家現在的承包田不是四五畝，而是四五十畝甚至百八十畝，每年的損失不是七八百元，而是七八千元甚至一兩萬元，我當然有很強的動力和另外幾個大戶協商討論，挑頭興修水利，顯示出中國農民的另外一種傳統：善於合作乃至熱心公益的傳統。由於我那百八十畝地可以支撐孩子多讀幾年書，我家八成屬於地主和鄉紳了。地主鄉紳算不算農民呢？如果算，中國農民的傳統行為就顯得更加複雜，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各有不同，有的善於合作修渠，有的善於合作造反，很難一言以蔽之曰“不善合”。 山西洪洞縣的幾大渠係，從唐宋開辟至今，主要依靠民間力量，細致入微地分配用水和修渠的權利與義務，民間定期選舉“掌例”（掌握條例的渠長），盡管有許多不公和衝突，鄉紳、地主、小農和官府之間畢竟合作了上千年，千年不斷的水流便是“善合”的曆史證據。如今，家家戶戶土地平均分配，每家不過幾畝零碎，有挑頭動機的大戶很難出現。即使出現了，發育出一套水利方麵的合作秩序，也要容人家幾代人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