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戰爭爆發後，德國國內的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麵都相應地發生了變化。其中不少變化，在本書的其他章節中已經涉及，此處不再重複。
納粹獨裁體製自身的邏輯發展，以及戰爭環境對集權運作的推動作用，使得納粹政治體製逐漸演變成朝廷式小集團統治。國會的遮羞布作用早已**然無存，內閣作為整體也已名存實亡，部長們僅僅以部門領袖的個體身份接受希特勒召見並為其效力。1939年9月1日，隨著歐洲戰爭的爆發，希特勒指定戈林為其合法繼承人，即一旦他在戰爭中遭遇不測，戈林可以自動升格為元首。赫斯作為納粹黨的元首代表，在希特勒忙於戰爭和國務的情況下，基本上壟斷了黨務工作，此時又被指定為第二繼承人。然而，1941年5月赫斯神秘地私自駕機飛往蘇格蘭後，馬丁·博爾曼的地位急劇上升。同赫斯相比，博爾曼更熱衷並擅長於弄權，而希特勒的交往圈越來越小，最後形成了希特勒之下的“新三頭政治”，即博爾曼、總理府主任拉莫爾斯、最高統帥部長官凱特爾三人活躍在希特勒周圍，試圖控製更多的統治權力。這一狀況引起其他人不滿，戈林輕蔑地稱他們是“東方來的三位賢人”，說他們構成了“博爾曼-拉莫爾斯-凱特爾三頭政治”。戈林稱自己“從內心裏”憎恨拉莫爾斯，認為他是一個典型的官僚，正試圖恢複文官統治，而凱特爾是“一個絕對無足輕重的人”，隻不過受博爾曼和拉莫爾斯兩人的操縱。他感到難以把握的是博爾曼。戈培爾試圖拉攏戈林去說服希特勒，把政治領導的職責移交給已經存在的內閣國防委員會，從而把“三人委員會”排擠掉。但戈林顧忌博爾曼的能量，臨陣退縮，於是戈培爾改變策略，與博爾曼合作，[1]這樣進一步提升了“三頭政治”的地位。希姆萊則大肆擴展黨衛隊的實力，以此作為參與權力角逐的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