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每一個王朝都有朋黨、黨爭。比如東漢末年，士大夫集團與宦官集團展開黨爭，演變成“黨錮之禍”；唐朝有“牛李黨爭”，牛黨以牛僧孺為領袖，李黨以李德裕為領袖；明朝則出現了類似東漢“黨錮之禍”的黨爭，東林黨人與宦官集團相爭。那麽宋代的朋黨與黨爭有什麽特別之處？何以值得我們拿出來講一講？
宋朝朋黨不同於其他王朝的朋黨。首先，不管是漢唐，還是明清，朝中雖有朋黨的事實，但朋黨中人卻不敢自稱結黨，因為朋黨、黨爭是犯忌的事；“朋黨”一詞也是一個貶義詞，跟“朋比為奸”幾乎同義。但在宋朝，開始有士大夫為“朋黨”正名。慶曆年間，仁宗皇帝與執政團隊論及朋黨之事，參知政事範仲淹說：朋黨既不可禁，也不為害。範仲淹的同僚歐陽修還特地寫了一篇《朋黨論》，裏麵說誌同道合的君子結成一個團體，是天經地義的，而且治理天下，也離不開君子之黨。這是公開鼓吹朋黨。
歐陽修的觀點，在宋代得到寬容對待，皇帝也沒有反駁他。在幾百年後，卻惹惱了清朝的雍正，這名專製君主說：如果歐陽修今日發表朋黨論，朕必定狠狠治他個妖言惑眾之罪!歐陽修應該慶幸他生在宋王朝，若是生在大清的康雍乾盛世，恐怕早就被砍掉腦袋了。
這是宋朝黨爭的第一個特點，開始有人公開地從正麵評價朋黨。
宋朝黨爭的第二個特點是，參與黨爭的兩派士大夫，往往私人關係還不錯，甚至是好朋友、親兄弟，比如司馬光與王安石，一個是舊黨領袖，一個是新黨領袖，但他們私下裏也是好朋友。王安石與王安國是一對兄弟，但王安國卻反對王安石主持的變法。台灣學者蔣勳先生說：“王安石跟蘇軾、司馬光可以有那麽多不同的意見爭論，形成黨爭……他們上朝意見不和，但下來還是好朋友，王安石跟蘇東坡常常在一起寫詩，一起下棋，可是上朝的時候你是新黨，我是舊黨，清清楚楚。我想這在世界曆史上大概也是非常少有的開明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