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四年(1371)三月，劉基致仕。明太祖朱元璋手書問天象，劉基詳細做出條陳，大旨是：“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稍濟以寬大。”(《明史·劉基傳》)劉基如此回複，是有針對性的，直指朱元璋的立法與行政過於嚴厲。朱元璋對劉基的回複並不認同，聲稱：“元以寬失天下，朕救之以猛。”(夏燮《明通鑒》)可見，君臣二人所謂的“蜜月期”早已過去，他們在對形勢的認識和立法的思想上，產生了重大分歧。
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裏，明太祖以嚴治國、以猛救弊的思想和行為逐步升級，持續對富民及經濟發達地區進行打擊和壓製、對社會財富進行剝奪，大批殺戮功臣、嚴厲懲治貪吏，殘酷打擊持不合作態度或者通過言論、文字譏諷統治者的文人，形成了洪武時代“嚴峻冷酷”的政治氣氛。
生逢順治、康熙兩朝的朱彝尊，或者是出於對清代文字獄的憎惡，或者是出於明朝遺老的懷舊之心，在他筆下，洪武時代君臣融合，士大夫過著閑適優遊的生活：
孝陵不以馬上治天下，雲雨賢才，天地大文，形諸篇翰。七年而《禦製》成集，八年而《洪武正韻》成書，題詩不惹之庵，置酒滕王之閣，賞心胡閏蒼龍之詠，擊節王佐黃馬之謠。日曆成編，和黃秀才有作；大官設宴，醉宋學士有歌……唯其愛才不及，因之觸物成章。宜其開創之初，遂見文明之治。江左則高、楊、張、徐，中朝則詹、吳、樂、宋，五先生蜚聲嶺表，十才子奮起閩中，而三百年詩教之盛，遂超軼前代矣。(《靜誌居詩話·明太祖》)
事實是，明太祖雖然出身貧苦，卻是自學成才，更受到士大夫的影響，喜歡舞文弄墨，而且熱衷於“文化統治”。《洪武正韻》等篇的製作，目的正是在於建立新的模式和規範，套用孔子的話，就是在元朝“禮崩樂壞”之後，重新建立起行為規範。參與乃至主持這些文化活動的宋濂記載了修訂樂章的情形：洪武四年六月，禮部尚書陶凱等製成《宴享九奏樂》，朱元璋對身邊侍臣說到製禮作樂的目的，同時對元朝的狀態進行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