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是明朝科舉的“大比”之年，有兩位後來大名鼎鼎的人物，同時參加了這一年禮部主持的“會試”。這兩位人物，一位是唐寅唐伯虎，另一位是王守仁王陽明。但是，二人結局不一樣。
唐伯虎因為考試前見了主考官，被人質疑有行賄之嫌，被貶為吏，從此放棄仕途、放浪形骸，在明朝的“體製外”折騰藝術，闖下了極大的名頭。“六如居士”的書畫成為珍品，“唐伯虎點秋香”的戲曲成為經典。但是，唐伯虎雖然是在體製外折騰，卻恪守道德底線：“閑來寫幅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汪砢玉《珊瑚網》)
王陽明以會試第二名、殿試第十名中了進士，進入了官場，從此在明朝的“體製內”做官，在體製內建功立業，但同時也在“體製外”折騰，講學授徒，公開挑戰程朱學說。有意思的是，無論是“體製內”建功立業，還是“體製外”授徒講學，王陽明都闖下極大的名頭，被封為“新建伯”，成為明朝以軍功封“伯”的三位文官中的一位，又被送進孔廟，成為明朝從祀孔子的四位“大儒”中的一位。
之所以把王陽明、唐伯虎二人同時推出，是為了說明他們所處時代的特征：明朝前期的“嚴峻冷酷”已經過去，正在進入“百年承平”的社會轉型時期。這一時期，經濟持續發展、城市呈現繁榮、風氣日漸開放、思想趨向自由，多元化的社會正在到來。所以，不管是在“體製內”做官、建功立業，還是在“體製外”創作藝術、講學授徒，或者從事其他的職業和活動，都有成功的機會，都可體現出人生的價值。這是一個真正“生產”天才的時代，是一個真正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的時代。
王陽明出生前十一年，“江南四子”之首的祝允明祝枝山出生在蘇州府長洲縣；前兩年，“風流才子”唐寅唐伯虎出生在蘇州吳縣。王陽明出生的後一年，“前七子”的領袖李夢陽出生在陝西慶陽(即今甘肅慶城)；四年後，識拔張居正的顧璘在蘇州出生。在王陽明出生的前後，蘇州的木工蒯祥、石工陸祥，因為工藝天才，做到了正三品的工部侍郎；而江西的術士李孜省、鄧常恩，則以精通術數，也分別做到正三品的通政使、太常寺卿。更多人的選擇，則是“棄學經商”，徽商、晉商、江右商等地域性商人，由此而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