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財富、文化三重價值標準相繼出現且並存的過程，也是三重價值標準相互滲透的過程。國家權力的控製者積極尋求社會財富、尋求文化地位；社會財富的控製者也積極尋求國家權力的傾斜和保護，同時附會風雅，要成為“文化人”；文化產品的創造者同樣在謀求政治權力、謀求社會財富。社會的多元化侵蝕著傳統道德的底線，腐敗痼疾持續侵蝕著明代官場並愈演愈烈，商人固然是要追逐利益，文人也多“坐在利欲膠漆盆中”，王陽明在給弟子黃宗明的信中指出這一現象：
誌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誌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王陽明全集·與黃誠甫》)
名為問道德，其實是在謀功名；說是謀功名，其實是在謀利祿。張瀚曆數明代浙江的人物：劉基、方孝孺、於謙、胡世寧、孫燧、王守仁。為王陽明的倡導加注腳：“此數君子者，豈非誌於道德，功名不足以累其心，誌於功名，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者耶!”(《鬆窗夢語》)
這種將“功名”視為“道德”，將“富貴”視為“功名”的現象，王陽明稱之為“心中賊”，希望用“致良知”恢複人們心中早已泯滅的“良知”，少一些“私欲”，多一些“天理”。王陽明和曆代的“思想者”“哲學家”及同時代的“學者”不同，他不但能講學授徒，還特別能辦事，別人搞不定的事情，到他手上，都能迎刃而解。所以，隨著王陽明本人的被神化，“王學”也風靡全國，直有取代朱學之勢。
但是，對於王陽明的成就、王學的風靡，統治者並不高興。王守仁一死，明朝朝廷便對他進行清算。當時“朝議”對王守仁做了這樣的“蓋棺定論”：
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名，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眾論之不與，則著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唱和。才美者樂其任意，或流於清談；庸鄙者借其虛聲，遂敢於放肆。傳習轉訛，悖謬日甚……若夫剿[滅]佘賊、擒除逆濠，據事論功，誠有可錄。……今宜免奪封爵，以彰國家之大信；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明世宗實錄》卷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