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社會多元化的過程中，人們的價值觀和追求也在多元化。一代名將戚繼光，正是在這種價值觀的推動下，向“文化人”轉型。
明朝的名將很多，如開國名將徐達、常遇春，如先在“靖難之役”中奮勇當先、後又帶領龐大艦隊遊弋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鄭和(盡管是宦官)，如與戚繼光齊名、在剿滅倭寇的戰爭中屢建戰功的俞大猷、劉顯，如率軍從荷蘭占領者的手中收複台灣的鄭成功，等等。但是，唯獨戚繼光，不但在南北兩條戰線都取得赫赫戰功，而且在軍隊建設中，給後人提供理論和實踐上的榜樣，特別是還留下了從山海關到八達嶺長達數百公裏的長城，讓當代的人們繼續享用他的貢獻。
戚繼光能夠做出如此大的貢獻，而且在當時就產生重大的影響，原因是多方麵的。第一，戚繼光自身的天賦和努力，同時得到執政大臣如徐階、高拱、張居正，以及如胡宗憲、譚綸等總督的支持；第二，戚繼光身邊聚集了一批了不起的人才，這些人才幫助他出謀劃策打勝仗、幫助他搞好和上級的關係；第三，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原因，那就是他交結了一批著名的文化人，這批文化人推動著戚繼光由純粹的軍事將領向文化人、“儒將”轉變，並且向社會各界傳播著戚繼光的個人魅力和重要貢獻。
在這些文化人中，有兩個人物對戚繼光的角色轉型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兩位都在嘉靖後期和萬曆前期大名鼎鼎，一個名叫王世貞，一個名叫汪道昆。他們和張居正同一科，都是嘉靖二十六年的進士，而且都做過兵部侍郎，所以有“兩司馬”之稱。
兩司馬之一的王世貞是蘇州太倉人，字元美，中進士的時候隻有19歲，比同年中進士的張居正還小四歲，是活躍在嘉靖、萬曆年間的文學群體“後七子”的領袖，也是嘉靖後期和萬曆前期的文壇領袖。鑒於他的名氣，有人認為明代“四大奇書”之一的《金瓶梅》應該就出自王世貞之手，而書中的蔡京父子，暗指的就是他的仇人嚴嵩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