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多元化社會形成的過程中，有一位政治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張居正。
張居正是了不起的，13歲時被湖廣巡撫顧璘視為“國器”，16歲中舉人，23歲中進士，並被選為“庶吉士”，散館後留存翰林院，以自己的沉著、老練，以及準確的判斷力、果斷的執行力，得到內閣首輔嚴嵩、次輔徐階等人的器重和提攜，又和同事高拱、司禮監太監馮保等人私交密切。應該說他具備了一流政治家所應具備的一切條件，從此踏上了“帝師”和“輔相”之路，利用“南倭北虜”緩解的時機，給已經兩百多歲正在“老邁”的明朝，注入新的活力。
其實，明代社會這個時候是充滿活力的，因為民間有無窮的創造力。王陽明雖然去世，王學卻風靡一時，弟子王艮更折騰出一個“泰州學派”。王艮以“百姓日用即道”相號召，其子王襞則提出，所謂的“人欲”與“天理”，隻在人的“迷”與“悟”之間，“悟則人欲即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明儒學案》)。後來的弟子顏鈞、羅汝芳、何心隱等，更鼓動輿論，倡導個性，被黃宗羲稱為“赤手搏龍蛇”；李贄和高僧達觀，則被稱為“兩大教主”。兩大教主和《水滸傳》《金瓶梅》一道，引導人們思想，官方話語卻無人關注。
多元化社會的來臨，嚴重衝擊政府的權威。奢靡之風刺激著高消費，激勵著人們通過各種形式發家致富。源源不斷的海外舶來品、海上貿易帶回的巨量白銀，刺激著絲綢、茶葉、瓷器的生產。雖然“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象時時發生，但整個社會的繁榮、社會財富的積累，卻是當時的“主流”。用當今的時髦語，當時的明朝，正在成為一個“小政府”，而當時的明代，正在成為一個“大社會”。社會財富積累了，政府財政卻是捉襟見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