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張居正執政期間，有位意大利的傳教士來到了澳門，後來經過肇慶、南昌、南京、臨清，並且像正德時代的葡萄牙使者一樣，通過宦官的路子，輾轉到了北京，一路傳播可能使明朝“華麗轉身”的外部信息。這位來自“大西洋”的意大利傳教士，把他的名字翻譯成中文，叫“利瑪竇”。當時內地的中國人把藏族佛教徒叫“番僧”，於是便把這位來自大西洋的傳教士叫“洋僧”或“西僧”，也就是“洋和尚”“西洋和尚”。因為在一般的老百姓眼裏，隻要是傳教的，都是和尚。其間的區別，隻是漢族和尚或者藏族和尚，中國和尚或者外國和尚，如此而已。
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公曆1601年1月24日，利瑪竇到了北京。本來歐洲人到亞洲、到中國來是很正常的事情，且不說元朝大開放時代，馬可·波羅等歐洲人大批量來到中國，即使在“海禁”盛行的明朝正德年間，荷蘭使者也曾經到過北京。但是，到了萬曆年間，利瑪竇的到來，仍然引起了一些人的質疑。禮部官員查閱《明會典》，說上麵隻記載了西洋國及西洋瑣裏國，沒有什麽大西洋，更沒有聽說過什麽“意大利”，所以，這個名叫“利瑪竇”的“洋僧”，“真偽不可知”。可見，這個時候的明朝“朝廷”封閉到什麽程度。當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種可能，那就是禮部官員在糊弄萬曆皇帝，不想讓他接見利瑪竇。
雖然禮部官員排外，但外來的和尚會念經，利瑪竇自有他的辦法。這位“洋僧”對於中國國情的認識，甚至比國內一般的士大夫更加深刻。通過各方朋友的介紹，利瑪竇在沿著運河北上路過臨清的時候，聯係上了天津稅使馬堂。據利瑪竇自己的說法，並不是他主動聯係上馬堂，而是因為馬堂貪圖他的財物而扣留他，於是不打不相識。不管是利瑪竇主動找到馬堂的路子，還是馬堂貪圖利瑪竇的財物，反正馬堂幫助利瑪竇聯係上了萬曆皇帝。利瑪竇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帶來了家鄉的“特產”，而這些特產是中國從來沒有過的，也是鄭和下西洋時沒有見到的。這些“特產”主要有自鳴鍾、世界地圖、三棱鏡、聖母馬利亞的畫像及一些歐洲的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