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一再重複一個觀點，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展，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離不開也無法擺脫“國際環境”。“國際環境”的改善，可以給國內發展帶來機遇；“國際環境”的凶險，可以給國內發展帶來危機。明朝也一樣。“倭寇”和“海盜”的客觀存在，導致了明朝的主觀禁海，成為與“大航海時代”擦肩而過的重要原因；“北虜”問題的長期存在，導致了明朝財政上的捉襟見肘，並且不斷消耗著明朝的國力。但這沒有辦法，作為一個政權，明朝朝廷需要應對來自內部和外部各方麵的壓力，誰讓你朱家要爭做這個皇帝，誰讓你們擠破腦袋要鑽進官場？既然做了皇帝，既然進了官場，既然掌控著國家的命運和社會的資源，你們就得承擔責任。
就在張居正通過改革，讓明朝的朝廷重新振作起來、讓明朝的國庫重新鼓脹起來的時候，內部和外部的問題又發生了，而且都是發生在張居正去世的十年之後，發生在“後張居正時代”。
內部的問題是：萬曆二十年初，一位名叫巴拜的蒙古族將領，在副總兵的職務上退休之後，又毛遂自薦，要求為國立功。注意，他的這個“國”是明朝而不是蒙古。但是，小心眼的寧夏巡撫看不慣他的舉動，處處為難他、給他小鞋穿。加上其他各種原因，巴拜憤怒了，和子弟們一道，發動兵變，殺了巡撫，聯絡河套地區的“套虜”，由此兵連禍結。明廷調集了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延綏等五鎮的兵力，曆時八個月，將其平定。這場動亂，被稱為“寧夏之亂”。也就在同一時期，以播州即今貴州遵義一帶的土司楊應龍為代表的少數民族上層人物，因為與明朝當地官府發生嚴重衝突，戰爭連年不斷，緬甸、安南也在此時挑釁。明朝用了近二十年的時間，剿撫並用，方告平息。這場動亂，被稱為“播州之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