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句老話，叫“屋漏偏遭連夜雨”，災難總是帶連鎖反應的，西方稱之為“蝴蝶效應”。“北虜”製約著明朝的財政，“南倭”影響著明朝的通海；援朝戰爭導致遼東精銳喪失，遼東精銳喪失在一定意義上導致女真的發展無控；女真的崛起，導致明朝對遼東的用兵，從而加派田賦；田賦的加派加重了民眾的負擔，催生了各地的民變；民變導致內亂，內亂加劇外患，大明皇朝便在這內憂外患之中，轟然坍塌。
正如我們不斷強調的那樣，盡管明代社會多元化，但明朝朝廷仍然在恪守“祖製”，包括張居正的財政改革，也是在明太祖當年定下的框架內運行，以農業稅為基礎，特別是以田畝稅為主體。這也沒有辦法，中國曆來如此。嘉靖前期，每年入戶部太倉的田賦銀兩，約200萬兩白銀，支出則“以七分經費，而存積三分備兵歉”為原則，勉強可以維持。
危機從嘉靖中葉開始，嘉靖二十九年，蒙古韃靼部俺答兵臨北京，明朝開始“增兵設戍，餉額過倍”，第二年的京、邊歲用，接近600萬，是戶部歲入的三倍。怎麽辦？明廷的辦法是向江南經濟發達地區加派。幸好危機不久就過去，“歲用”恢複正常，加派也停止，但這給朝廷提供了一個思路——加派是應急之法。
通過張居正的清丈田畝，加上商業稅，萬曆年間戶部“歲入”增加到400多萬兩。但隨著消費水平的提高和物價的上漲，“歲出”也在水漲船高，“九邊”軍費達390萬兩。如果有突發事件，戶部就束手無策了，得向皇帝申請內府的銀子。當然，明朝有收入的衙門不隻是戶部、工部，還有太仆寺。太仆寺的“馬銀”，是明朝用來應急的，特別是用來支付緊急狀態下的軍餉，在張居正“改革”後，累積達1000多萬兩。但是，從萬曆十八年到三十二年，14年間，被借支1058萬兩，僅剩27萬兩。其中，兩次援朝，除了戶部正常支出之外，向太仆寺借支了560萬兩，成為造成明朝財政拮據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在前麵說到的朝鮮戰爭的第一個影響，對財政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