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戰爭之前，朝鮮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一個亮點，對外部世界也是處在一個全麵開放的狀態。但是這時對朝鮮有影響力的，可能也就隻有中國和日本，朝鮮還不能夠和其他的國家建立更加親近的關係，這是地緣政治造成的。在這種狀態下，朝鮮如果能很好地實現政治改革，往現代國家轉型，那它對中國而言可能會是一個幫助。但是此時，中國本身政治沒有轉型，那麽朝鮮親近日本，親近美國，就會導致一個價值觀的落差。甲午戰爭一個很大的問題可能就在這裏。1894年春天東學黨起義之後，這種矛盾就暴露了出來。
由於朝鮮在整個經濟增長、工業化發展過程當中，沒有整體性的協調和發展，有一部分人就被工業化運動給甩出去了。東學黨起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個對政治的反抗，他們要維護自身的利益。這個時候政府如果有足夠的力量，軍隊的效率比較高，那還可以迅速地鎮壓騷亂。但是東學黨起義之後，從4月起一直鬧到了6月，5月最嚴重，起義軍直逼漢城(也就是現在的首爾，當時它首都所在)。這樣朝鮮就麵臨很嚴重的內部危機。這時候朝鮮國王就想請求宗主國出麵。在中國的宗藩體製下，藩國有難，宗主國有責任出兵。所以朝鮮國王就請求中國幫他把東學黨給鎮壓下去。當時駐朝鮮的是袁世凱，朝鮮政府把這個文件交給袁世凱，袁世凱就報給李鴻章。
李鴻章最終同意向朝鮮派出兩千精兵。大清帝國當時經濟振興的威名還是很大的，1888年北洋海軍成為亞洲第一，它的經濟增長和軍事力量都顯得很像那麽一回事。所以李鴻章派兩千軍隊到朝鮮去，東學黨馬上就作鳥獸散——沒有鎮壓就結束了。但是這導致一個大問題，我們前麵講到，十年前李鴻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會談的時候有個說法——如果將來我們任何一家在朝鮮要動手的話，要告知對方一下。當年完全是一句客氣話，結果這一次非兌現不可。李鴻章也是君子，他在下令出兵朝鮮的時候，就把這個消息電告給中國駐日本大臣汪鳳藻，由汪鳳藻通過外交渠道告訴日本政府：清政府在履行番邦有難，宗主國出兵的原則；同時，根據十年前和伊藤達成的共識，通告貴方我們要出兵了；貴方不要多想，事情一結束我們就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