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3月14日，李鴻章帶了100多人的代表團到日本去和伊藤博文、陸奧宗光談判。這是一次中日關係史上的重要談判，直接影響了中國後來的曆史。
李鴻章的代表團很龐大，總共有130多人，身份最高的隨員李經方是他的兒子。後來，他在李鴻章被刺傷之後作為臨時代表，替李鴻章簽字、接受文件。另外一個重要人物是科士達。科士達原來是美國的國務卿，是法律專家，他此次是作為首席法律顧問和外交顧問出席的。科士達在這次談判當中，為清政府作出的貢獻其實也很大。過去很多研究者認為，科士達可能在某方麵更傾向於認同日本。原因在於，他有時候勸清政府接受日本的條件。這個“勸”我們究竟怎麽來理解？不同的人對科士達在這次談判當中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理解，我們可以把不同的理解都擺出來。如果我們站在當事人的立場來理解，可能是科士達覺得李鴻章剛剛從農業文明走出來，對西方的這種近代交往規則不太理解，於是給出了自己的建議。但如果你是站在一個陰謀論的角度去理解，那可能是幫助日本代表給中國施壓。
除上述兩人外，還有幾位重要的隨員，可能各位讀者也都聽說過，像羅豐祿、伍廷芳、馬建忠、徐壽朋、於式枚都是當時很有地位的文人，他們的工作就是處理李鴻章的文件。羅豐祿是與嚴複一起的第一撥留學英國的海軍。第一撥留學英國的海軍其實出了很多人才，當時這一撥留學生到英國去，不僅是研究海軍的發展、海軍的技術，像嚴複後來從事的就是翻譯和教育。羅豐祿從英國留學回來之後，基本上一直跟在李鴻章身邊，是李鴻章幕僚當中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李鴻章很早就通曉西方的經濟學術語，他能夠第一時間知道經濟學方麵最前沿的知識，而且不僅能夠消化，還能利用。那麽他的這些知識是從哪兒來的？最近的資料表明，是羅豐祿提供的。羅豐祿和西方人已經是同一種思維形態了。因為近代以來留學最成功的就是幼童。幼童留學能達到他的留學國的水準，思維與該國人處於同一種狀態。近代以來留學成功的，一個是留學美國的幼童，還有就是嚴複、羅豐祿這一撥到英國去的。他們進入西方的主流社會，再將他們對西方文明的理解反饋給中國，這和後來胡適這一撥成年人出去留學完全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