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新媒體並不是在《馬關條約》簽訂之後才出現的，《馬關條約》簽訂之前，觀察的視角就已經開始發生變化了。中國近代以前的政治從來就是在出了問題和困難的時候，才有求於民間。平時封建統治者希望你少說廢話，但等到大家都不說話、對其視而不見的時候，統治者才開始慌了。乾隆晚期到嘉慶年間，中國社會萬馬齊喑，就是因為之前朝廷壓製了言論。龔自珍說，這太可悲了，大家都不說話，沒有人為朝廷出主意。英國發展成什麽樣子，世界發展成什麽樣子。中國人不知道。原因是知識人都將注意力放到古代的典章製度這種和現實生活毫無關係的東西上去了。這在近代不止一次給中國教訓。
《馬關條約》簽訂之後，中國畢竟是戰敗了，一個4億人的大國打日本，不僅打不過，還被日本打成這個樣子，幾乎追到家門口(北京)了。這種狀況下，你就沒什麽好傲慢的了。於是知識精英在這個時候就開始有了言論空間。關心政治的知識人就開始以談論維新為時髦，探討中國應該怎麽辦。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1895年前後開始出現了一些帶有後來那種資產階級政黨性質的組織。比如京師強學會。京師強學會是官方默許成立的，康有為和他的弟子都是重要的成員。
康有為屬於那種話語強勢的人，他後來誇大了自己在近代中國政治史當中的貢獻、地位和影響。我們在研究曆史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先死者的話語弱勢以及後死者的話語強勢。後來者想怎麽說，先死者都沒法反駁；後死者講的是他知道的一麵，他說的似乎都不假，也都有理，因為他是站在後來人的角度去看的。那麽康有為就屬於話語強勢的人。後人說他造假，說他人品有問題，我覺得不能這麽說。我一直認為康有為並不是有意識地要造假，他說的都是有根據的事情，雖然是假的，但那也是別人告訴他的。我們要對康有為在近代中國的曆史地位，給予一個比較恰如其分的評價。包括梁啟超在內，他們都屬於那種話語強勢的人，從他們的話語中，我們似乎感覺戊戌變法就隻是他們師徒兩人幹出來的事兒，這就是一個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