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重大事件的發展，它的時間進程是非常快的。袁世凱去山東是12月底，緊接著第二年的1月就發生了卜克斯事件。卜克斯事件發生之後，義和團就慢慢往山東外滲透。等到2月，義和團已經滲透到了天津的城鄉，之後進入了天津的市區。1900年的時候，天津已經是北方很繁華的一個國際中心了，那裏居住著許多外國人。義和團進去之後，並不是見人就殺。他們在那兒擺開陣勢，隻要看到哪裏有塊空地，就立個壇練功。這種行為無疑是有礙觀瞻，影響社會秩序的。清政府在這時候立場也比較猶疑，就沒有采取什麽措施，時間在這種猶疑中一晃而過，這是二三月的事。
等到4月，義和團已經把勢力擴大到了環北京地區。當時北京的管製體製實際上是很嚴格的。九門提督把九個城門一放下來，連蒼蠅都飛不進去。那麽為什麽在1900年春天，義和團幾十萬人能進到北京城裏去？因為政府一直對整治義和團還是利用義和團，猶豫不決。然而，時間是不容人猶豫的。到了5月，整個京城已經到處是壇口，到處是義和團練功的地方。政府沒有辦法對這一現狀實行很嚴厲的鎮壓、驅逐，因為政府本身有訴求。
事實上，並不是說釋放了義和拳之後，他們就去對付外國人了。義和拳這一撥民眾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是有自身訴求的。公使館、外交區裏邊藏的教民，都是他們村裏麵的。在這之前，他們可能就圍繞某種物質利益和這些教民發生過衝突，於是就追著這撥教民跑到公使館去了。另一方麵，公使館和教堂又必須保護這些教民。在這種情況下，到了四五月，北京就陷入了一種非常混亂的狀態，大家對這種混亂都束手無策。
列強當時如果一開始就拿出一個主張來，或者和清政府達成充分的溝通，可能事情也就平息了。但是如果不涉及他們的利益，各國公使基本上是視而不見的。隻有涉及他們的利益時，他們才會表達一下立場。5月17日法國公使開始向各國公使通報，華北的局麵越來越嚴重，在保定有60多個天主教徒被殺死了。到了18日，英國公使也向各國公使通報，在北京東南40英裏處有一座教堂被燒了，一個中國牧師被殺死了。又過了一天，5月19日，天主教北京教區的大主教樊國梁神父寫了一封信，在各個公使當中傳閱。樊國梁的這封信是1900年非常重要的一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