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夏季，就在北方局勢不知道朝哪個方向轉的時候，南部的中國知識分子和政治家們究竟是怎麽判斷，怎麽思考的呢？
在回答這些問題前，我們要先搞清楚南部中國當時所處的一個大背景。中國的對外開放是從長江口岸開始的，以上海為中心，整個長江流域是近代發展最迅猛的地方。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60年代再加強，特別是到了1895年外國資本自由進出之後，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流域經過幾十年的時間，獲得了很不一樣的發展——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中國資產階級公民社會出現了。
東南地區的督撫們——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這幾個人都是從洋務運動時期一路走過來的，應該說他們都是對朝廷忠心耿耿的重臣。但是他們現在麵對北方的這樣一種緊張局麵，也不知道該怎麽辦。他們判斷，北方之所以和外國關係鬧僵，它的症結主要在最高領導人的調整，最高領導人這個時候如果不是端王，可能就沒這問題。
這些大臣覺得，端王上台之後，中央政策出了問題，因此他們就利用朝廷在北方和外國交涉不順暢的機會，來調整自己和外國的關係。慈禧太後的同文詔書發布以後，張之洞、李鴻章等人看了就講：“這事怎麽能夠這樣做？怎麽能夠就這樣跟外國人打起來？”這幾個人都是和外國人打過交道的，所以對中外的局勢看得非常清楚，他們覺得這是在把整個國家推入災難中。
於是李鴻章就和其他幾個大臣商議，最後決定把詔書當作偽詔!他們後來就開始為此找理由，提出可以把端王政府看作一個偽政府，偽政府的詔書，自然是假的嘛!後來他們也確實這麽做了，也沒出什麽大的問題，畢竟端王政府當政的時間很短。雖然李鴻章等人拒絕奉詔，但是整個長江以南、長江兩岸依然很恐慌。因為外國人對這一地區的投資力度極大，一旦和外國人的關係處理不好，會造成經濟的動**。他們這個時候就在商量，究竟怎麽處理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