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是9月15日才趕到北京的，在李鴻章趕到北京之前，慶親王就已經在和赫德商量，怎麽能夠盡快地去談判。
清政府在這之前的原則是：這件事和我無關。清政府原來堅持，事情的起因在於民教衝突，是你們的傳教士在中國傳教，和我們的老百姓發生了衝突，這才導致了一係列矛盾。清政府的意思是說，在某種意義上，我也是受害者。如果這樣扯皮的話，這個事情肯定就沒法談了。因此在這樣一種狀態下，赫德就跟中國方麵的一些有國際眼光、有遠見的人——李鴻章、慶親王、劉坤一、張之洞這些人——去溝通。他就提出，談判要想獲得某種進展，首先必須弄清一個重要的原則——要從國際法的角度來討論這件事情。我們中國在這之前是沒有國際法的信念和堅守的，因為直到19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們才接觸到國際法。所謂從國際法的層麵來反思，就是說清政府要對幾個問題有基本的認定：這場戰爭究竟為何而起？中國的責任在哪兒？
另外，關於這件事情本身，不論慈禧太後怎麽解釋，都很難說清，為什麽把公使館圍了50多天，更解釋不清的是外交官怎麽就被刺殺了。中國從春秋戰國開始，就有“兩國交戰，不斬來使”的傳統。結果光天化日之下，就在大街上，你把堂堂的德國駐中國公使一槍就給“解決”了!在20世紀文明世界出現這種事情，西方人就會覺得中國野蠻。所以如果清政府對這些問題沒有一個基本的立場和道歉，那和談就沒法進行下去。
在整個議和談判當中，最關鍵的是要追究肇禍大臣。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等人達成了這種基本的認識之後，就開始向清政府提交“誰錯了”的名單。中國大臣當中，首先當然是端郡王錯了，然後是董福祥錯了，毓賢錯了……這一係列名單慢慢排出來之後，就要追究比較具體的責任，一個都不能放過，死了也得追究。特別像毓賢，之前我們已經講了，他在山東出了那麽多的事情，到了山西後不僅沒有悔改，反而變本加厲，在那兒把170多個傳教士和他們的家人、孩子誘騙到巡撫衙門，一次性給處死了。在非戰爭狀態下，你去槍殺這些無辜的傳教士和他們的家人、孩子，這是反人類!這種人不追究說不過去。在這種情況下，談判慢慢就有了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