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我們批判清廷的改革缺乏誠意，清廷在最初確實沒有誠意。作為一個政權，讓它從全能政權向一種有限的責任政權轉型，換作誰都不願意。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事之所以弄假成真，我們應該看到確實和吳樾的自我犧牲有很大的因果關聯。
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中國走向君主立憲也不是兒戲。從1901年梁啟超講憲法建構是中國應該走的道路開始，他們這一代人都在推動這一事業。前麵我們講過，袁世凱是1901年新政後，中國的第一漢大臣。從1901年新政到1905年的五大臣出洋考察，袁世凱起的作用非常大，可以說君主立憲架構是他一手推動的。
同時還有一個重要人物，那就是楊度。我們過去在講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的時候都會帶著一種嘲弄的口吻講一個故事：五大臣其實都是紈絝，他們根本什麽都不懂，說是出去考察，但報告基本上都是梁啟超、楊度幫忙起草的。這個說法其實有失偏頗。君主立憲在成為中國人共識的過程當中，梁啟超、楊度、袁世凱都是不可忽視的人物。袁世凱是從體製內推動中國往君主立憲轉型；梁啟超是從言論上、輿論上推動轉型；而楊度和宋教仁這些君主立憲主義者，他們則在實踐層麵作了很大的貢獻；還有後來的章宗祥，他們反複在演說，給體製內的高官講解怎麽樣能挽救中國。
因此五大臣出洋考察，在某種意義上，不僅獲得了國內資產階級的認同和支持，甚至連梁啟超也認為這是對的。因為梁啟超不是個反滿主義者，他在外邊流亡，是因為清政府指責他1898年試圖捉拿慈禧太後，發動政變，他沒辦法提出證據證明自己的清白。楊度更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他本來就是體製內的一個重要的角色。他們試圖把自己對君主立憲的認識和五大臣的認識都結合起來。所以五大臣在日本考察的時候，梁啟超、楊度幫助他們整理這些文件是很順理成章的。而且這裏邊還有人際關係的影響，到日本去考察的團隊當中有個重要的參讚官——熊希齡。熊希齡跟楊度既是老鄉，又是同學，他在和楊度喝酒聊天的過程中，就提出能不能為他提供點資料。從人情的角度來講，當然應該提供了，何況這對國家還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