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時期有一個很重要的舉措，那就是1905年廢除科舉。對此，這些年來中國近代史學界的研究有很多不同的聲音，比較主流的聲音基本上認為，科舉製度的廢除，使後來大批的青年知識分子找不到安身立命之處，於是參加革命，導致了清帝國的結束。我個人是不同意這種看法的。因為我認為革命發生和清帝國的終結之間沒有邏輯關聯。在中國的農業文明麵對工業化衝擊的時候，中國的政治領導人沒有找到問題的所在，抑或是因為知道中國的財政難處，所以沒有痛下決心進行改革。這樣在前麵耽擱了很多年，導致這個事情變得複雜化了。
我們知道西方對中國直接產生影響，是從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之後開始。到了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戰敗，使得中國不得不進行洋務運動，謀求發展。這個時候，中國沒有想過要像日本那樣去建構一個新型的教育體係。
雖然1860年中國開始辦洋務之後，我們也成立了自己的新知識機構——同文館。但這和日本在19世紀60年代成立的全國普遍性的大學、中學、小學、幼兒園，不是一個性質。日本做的是一個現代教育的移植，它完整地繼承了西方自中世紀以來的教育的一套完整體係。日本全國有八所國立大學，每所國立大學都是一個大學區，規定一個國立大學下邊有多少高等學校，高等學校下邊有多少中等學校，中等學校下邊有多少初級學校，初級學校下邊有多少幼兒園——日本是一個完整的、體係性的現代教育的移植。
當時，清政府就隻辦了同文館，而沒有辦全國整體性的大學。那麽同文館的性質接續的是什麽呢？它接續了中國傳統科舉製度的一個特點——精英教育。中國這幾百上千年的科舉製度，說到底是個精英體製，且是一個政府不幹預的精英體製。中國古代從殷周之際開始，官學慢慢地就被廢除掉，學術下移。到了孔子時代，自由講學之風大盛，一直延續到晚清。我們知道中國的專製主義傳統延續了2000年，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到中國有一個長時期的自由講學傳統，中國思想的發生、傳播是一個相當自由的、不受政府幹預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