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憲政按部就班地按照慈禧太後、光緒皇帝活著時候製定的政治日程表往前推動著、發展著，這種發展有攝政王把握，沒有出什麽大的問題。但是漸漸地，中國的外部環境發生了改變。
我們知道，近代中國的國運一直受製於東北亞的整體形勢。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之後，朝鮮就脫離了中國，成為一個獨立國家。但這種所謂的獨立國家和越南一樣，實際上成為了他國的附屬地。
朝鮮脫離中國之後，漸漸地就和日本越走越近。到了1909年的時候，日本就開始和朝鮮有一個合並的談判。到了1910年的時候，日本和朝鮮就宣布合邦(也叫日韓合邦)。
日韓合邦是造成20世紀早期中國第一次政治危機的一個外部原因。這被當時的政治家、知識分子認為是一個亡國的信號，是個危機，是因為他們都認為朝鮮這時候已經被日本給滅了，下一步日本就要來滅中國了。這個理解當然也有它對的一麵。危機意識、憂患意識嘛!為什麽後來一而再再而三地策動立憲遊行？就是因為外部危機咄咄逼人，已經不容許我們從容改革了，如果我們不立馬宣布立憲，我們就要像朝鮮人一樣成為亡國奴了。
1909年的時候，中日兩國在北京達成了一個《界務條款》。日本承認延邊是中國的領土，用這種承認來換取日本在東北地區開采礦產資源、修築鐵路，以及幹預東北地區司法事務的這樣一種權力。日本在東北地區這種殖民活動的活躍，就導致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恐慌。
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再加上我們知道慈禧太後、光緒皇帝去世之後搭建起的新班底，是一個相對來講比較弱勢的機構——宣統皇帝這時隻有三四歲，而中國1908年公布的《欽定憲法大綱》又確定了“皇權至上”這一原則，皇帝擁有絕對的權力，那麽民族資產階級就忍不住感到擔心，覺得自己的身家性命都被押在了一個不成熟的小孩身上。當然，小皇帝的背後還有監國攝政王載灃，但載灃在麵對這些重大危機的時候，優柔寡斷，故意地往親民和“我懂現代”這種角度去發展、去塑造自己，可能也使得民族資產階級對他的信心受到了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