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要對前麵講過的內容做一點帶注釋性質的補充，但是這可能會使讀者失去某些耐心，所以我想把它們變換成兩個問題進行討論。
第一個問題比較簡單一點：早期人類是如何發現到達全球的那些遷徙路線的？前麵提到過早亞洲人，也就是大約7萬年前向東進發的那批現代智人，是一直沿著海岸行走的。從我們今天看來，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因為原始人類的生存能力還極端低下，而在淺海附近，他們最容易獲得動物蛋白的補充。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一開始就明白這一點。
在以采集、狩獵等攫取型經濟來維持生計的時代，定居的大型人群將會很快因為四周生活資源的枯竭而陷入絕境。所以早期人類不得不分解成比較小的群體，在盲目地向外圍世界不斷離散和移動的過程中，去尋找各自的生存空間。在缺乏明確目標的漫遊中，絕大多數群體由於遭遇這樣那樣的自然障礙，比如各種地理上的天險、瘟疫的襲擊，以及其他的突發性災難等，而歸於滅亡。
隻有一道接一道地通過了“瓶頸”壓縮的少數幸運者群體，才得以繼續生存。由這些幸運者群體無數次的偶然選擇所連接起來的浪跡天涯的腳印，就是我們上麵說到的“遷徙路線”。換句話說，這些所謂“路線”並不是出於早期人類的主動設計，而是他們以數不清的生命作為代價，去“試錯”的結果。
第二個問題，有關人類起源和原始人群向全球遷徙的這麽多信息，到底是從哪裏來的？這些對生命科學研究者以外的其他人來說，至今還帶有某種顛覆性的知識，主要來自分子生物學(也有人稱之為“分子人類學”)在最近三四十年裏麵迅速發展的成果。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人類學教科書裏，僅“人類”一個物種單獨占據著動物遺傳譜係裏“人科”的位置，高居在“猩猩科”之上，但分子生物學完全改變了這一認識。原來屬於“猩猩科”的黑猩猩、大猩猩等三個物種，今天已經完全被歸入“人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