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是一個社會、文化各方麵變化劇烈的時代，也可以說是走向新的王朝政治的一個轉型時期。各國普遍都實行了變法，要把過去那種不適於征戰的社會結構，改變成適合打仗、適合在兼並中占領先機的一種結構。
這個變化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戰國的變化有很多，比如說國民和他的君主之間的關係發生變化了，像韓、趙、魏，還有齊國，都換了君主。另外在思想上也變了。可是主要的變化，還是政治上的變化。春秋戰國第一次變法，就是管仲的變法，就是“三其鄉伍其鄙”“寄軍令於內政”這種改革。之後就是魏文侯任用李悝“盡地力之教”。關於這個盡地力之教，我們這裏稍微詳細地講一講。
李悝變法的全貌，今天已經無從得知了。但是，有一部分重要內容保存在了《漢書·藝文誌》裏麵。李悝為國家和農民算了兩筆經濟賬。從國家方麵講，土地一共有多少，除去那些不能耕種的山澤，還有人們的住宅之外，有600多萬畝。這些耕地如果勤種，每畝就能夠多收三升，不勤就歉收三升，這樣的話，政府必須保障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然後李悝又給農民算了一筆賬，他說一個農民之家種100畝地(那時的100畝，合現在的30畝左右)，這百畝土地能產多少糧食，繳多少稅，口糧要除去多少，剩餘還有多少。然後，農民將這些剩餘的糧食賣出去以後，賣得的錢要進行各種宗教活動、吃飯穿衣、婚喪嫁娶。這樣一來，賣糧食所得的錢不夠。怎麽辦？隻有靠政府來刺激大家生產。
政府刺激生產的手段包括幾個方麵：首先，號召農民“雜種五穀”，以備災害。比如說今年適合小麥生長，不適合大豆生長，你光種大豆可能就砸了鍋；另外就是力耕數耘，要使勁耕，使勁耘；最後，“收獲如寇盜之至”，收獲的時候就像防賊一樣，一粒糧食都不留，迅速歸倉。除此之外，政府還提倡在空地上，比如說廬舍旁邊種桑、種菜等。農民豐收，糧食多了以後就容易導致糧價下跌。所以這個時候，李悝又在“盡地力之教”之外強調，政府應該用權力來幹預。他提出了一條“平糶法”[4]。“糶”，指的是糧食的出賣。現代作家葉聖陶有一篇小說《多收了三五鬥》，裏麵就講了中國古代朝廷，它收稅不收糧食，收銀子、銅錢，這樣農民就必須把糧食變賣。而政府收這個租稅，它是有時間限製的，在秋收後幾天內必須交齊。這樣一來，越豐收糧食價格越跌，這個事情不單是先秦有，一直到唐、宋、元、明、清都有。李悝的辦法是政府采取幹預政策，以調控物價，不要讓農民糧食豐收了，反而吃虧。我們說這是李悝變法中文明價值比較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