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秦朝開啟了大一統的模式。大一統的模式下，有一種政治理念，叫作“兼覆無遺”。國家為了捍衛公權力，要對社會的各個階層進行全麵的壓製和管控，以實現步調一致。為了構建秦漢的這種“兼覆無遺”的政治理念，曾經有四位思想家為此做出了貢獻。他們分別是：商鞅、荀子以及荀子的兩個學生——理論家韓非和政治實踐家李斯。我們可以說，秦漢的政治框架，從最終的理念上都強調“兼覆無遺”。兼覆無遺就是國家權力要全方位地覆蓋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
荀子在他的作品《王製篇》開篇就表達了這個主張。荀子說，對於“奸言、奸說、奸事、奸能”——就是不符合法律規定的言辭，不符合法律規定的學說，不符合法律規定的事物、能力，以及不服從法律管理的人——如果他們聽從國家的教誨，那麽國家就教育他們；如果不聽從，國家就懲罰他們；如果他們和國家總是唱反調，那麽國家就要消滅他們。所謂的國家——就像是一個巨大的蓋子一樣，要把整個社會蓋起來，這就是荀子提出的觀點，叫“兼覆無遺”。
換句話說，所謂的“兼覆無遺”，就是讓你茫茫四海無路可逃。秦漢時代的中國，尤其是秦代，強調“國無異俗”，也就是說國家要一元化地治理。商鞅在他的《商君書·刑賞》中提出，一個好的國家，它的賞賜原則要統一，它的懲罰原則要統一，甚至連它的教育原則也要統一。他解釋說，你的賞賜原則統一了，你的軍隊就所向披靡；你的刑罰原則統一了，你就能夠令行禁止；你的教育原則統一了，你的國家裏才能步調一致。
我們知道商鞅的這種觀點，最後給他自己下了一個巨大的套。商鞅在秦國推行變法，他把太子的老師處以刑罰，因而得罪了太子。等到秦孝公死後，太子上位，商鞅不得不逃亡。可是當商鞅逃亡到秦國邊境的關口的時候，半夜裏他要出關，而守關的士兵對商鞅說：“商君定下了法令，不管是誰都不能出關。”商鞅十分感慨：“正是我定下了這樣嚴明的法令，最終讓我自己也無路可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