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不太好回答。但我想，生態環境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麵對南部中國多山、多樹叢，沼澤、河流到處泛濫無常的自然環境，使用石器和木器的原始農業人群，隻能以很小的人口規模，分別長期生活在相對孤立的小塊地域裏。在那些地方，河裏有魚類和蚌類，叢林裏有野菜、水果、鳥禽，生活資源相對豐富，可是想要拓展生存空間，卻極不容易。
而在華北的黃土地帶，包括西部的黃土高原、東部黃河中下遊的衝積平原，情況就正好相反。黃土地易於開墾，但所能提供的生活資源又相對匱乏，迫使那裏的原始人群必須、也較容易不斷地擴大自己的生存空間，由此也就極大地提高了各人群內部，以及各人群之間社會互動的程度。所以，與遠古中國其他地區相比，華北地區的社會控製與社會動員的技術發展得更早，也發展得更快。
這種“北強南弱”的形勢非常生動地反映在兩個偉大的曆史學家的記載中，那就是《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和《漢書》的作者班固。他們兩個，一位生活在公元前1世紀，而另一位生活在公元1世紀，他們都居住在當時經濟文化的核心地區——華北。
從華北俯瞰中國南方各種原住人群的時候，兩人都用“江南卑濕，丈夫早夭”(江南地勢低濕，男子大多短壽早夭)來概括江淮以南的人類生存狀態。他們寫道，江南地廣人稀，農夫放火燒田，再澆水浸泡焚燒雜草留下的灰燼，就地肥田，然後種稻。因為蔬果魚蝦富饒，生活容易，所以南方的百姓生性苟且、慵懶，既沒有受凍挨餓的人，也沒有千金大富之家。可見明顯的社會分化還沒有在大部分土著人群中發生。
與此同時，當年中原的諸夏文明卻早已呈現出一派發達成熟的形態。還是用司馬遷的話來說，在華北大小城市裏，來來往往的行人擁擠到摩肩接踵的地步，把他們的袖口拚接在一起，可以連綴成一幅遮蔽太陽的大天幕。熙熙攘攘的人群，個個行色匆匆，都在為奪利圖財而爭相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