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在八王之亂中被引入中原的那些胡人，他們是從哪裏來的呢？
這就要追溯到更早的東漢。在大家一般的印象中，西漢的武功無疑是要強過東漢的，衛青、霍去病這些率領大軍穿過沙漠，出擊匈奴的名將都出現在西漢一朝。東漢盡管曾有過“竇憲燕然勒功”的業績，但竇憲隻是一名外戚，談不上是名將。不過稍顯奇怪的是，漢武帝時，盡管名將輩出，也取得了不少的勝利，但並沒有真正使匈奴屈服。東漢盡管武功不如西漢，但匈奴對東漢的威脅要小很多，它的邊境也更加穩定。這主要是因為匈奴自西漢中期分裂之後，便趨於衰弱。南匈奴更是經常性地臣服於漢朝。在此過程中，他們慢慢移動到邊塞附近，替漢朝守邊，減輕了漢朝的邊防壓力和開支，而作為交換，漢朝為他們提供糧食、物資等方麵的補給。因此在東漢一朝，匈奴不再成為主要的外患。同時，定居於邊塞附近的胡族慢慢受到了漢文化的影響。例如我們上一講提到過的漢趙的建立者匈奴人劉淵，他早年曾經隨崔遊學習《毛詩》《京氏易》和《馬氏尚書》，喜歡讀《春秋左傳》《孫吳兵法》，史書說他《史記》《漢書》以及諸子百家等書都讀過。這其中或許有誇大的成分，但是劉淵對漢文化有著相當深入的了解，這點應當沒有疑問。
變化不僅發生在北方的邊境，在西北的關中地區也是如此。西北的羌亂是東漢一代持續最久的邊患，長安作為西漢的首都，原本是最富饒的地區，受此影響也日漸衰敗。後來曹操與劉備爭奪漢中失敗後，下令把武都(在今甘肅省隴南市白龍江中遊一帶)的氐人遷徙到關中，想利用這些少數民族來抵抗蜀漢，當時人認為這是“弱寇強國”的妙計。結果到了西晉初年，關中地區也分布著大量的羌人和氐人。東漢以後，北方少數民族大量南下，越過長城，在遼西、幽州、並州、關隴一帶和漢族雜居，這是一個多世紀以來民族遷徙自然形成的結果，然而日益複雜的民族關係也蘊含著危機。西晉初年，河西鮮卑族首領禿發樹機能的起兵，聲勢浩大，持續了多年才被西晉軍隊勉強鎮壓，這便是一個強烈的警示。當時人也注意到了這一問題，曾經有一個叫江統的大臣，撰寫了《徙戎論》，主張趁著西晉國力尚強，要把這些少數民族重新遷到塞外安置，以免後患。之後五胡入華的局麵，確實證明了江統建議的預見性，但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如果西晉政府接受了江統的建議，把這些定居於內地的少數民族強製遷徙到塞外，就能避免危機了嗎？恐怕結果是更快地引發動亂，激起這些少數民族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