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介紹了中國曆史上三次重大人口事件中的第一次，即“永嘉南渡”對南部中國人口分布格局與經濟文化變遷的深刻影響。與此同時，我們知道，由於五胡勢力的深入，北半個中國也在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從所謂“十六國”時期到北魏，再到北魏的繼承王朝，即東魏、西魏、北齊、北周，華北在兩百六七十年間輪番經受了一係列北方少數民族(以下我們就把他們簡稱為北族)王朝的統治。他們的統治集團在建國前，都已經移入華夏地域的邊界，又在一步一步介入華夏社會軍事與政治鬥爭的過程裏，深深地受到漢文化的熏染。
這一段“滲透”的經曆，在這些統治者的行為與意識裏刻下了極深的印記，所以研究者們有時把他們建立的政權概稱為“滲透王朝”。這種滲透王朝在南北朝之後並未絕跡。唐朝後的五代裏，除了開頭和最後的兩個政權，中間三個都是由說突厥語的沙陀人建立的滲透王朝。
滲透王朝的共同特征是，在向華夏社會滲透的長期過程中，北族上層統治者有充分與反複的機會對漢文化取得相當深入的了解，同時卻與位於漢地之外的他們的原居地，以及原住地之上的親緣群落日漸疏遠，甚至斷絕了聯係。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他們對自身文化的根源意識淡化了，也因此喪失了從原居地的同族中汲取獨特人力資源的可能性。如果把它們與我們以後將要說到的遼、金、元、清等政權相比，對這一點就會看得更加清楚。
十六國裏最早建國的匈奴人劉淵，就曾拜一個山西的儒生為師，跟他學習過《詩經》《易經》和《尚書》，他還尤其喜愛《左傳》。建立了北魏的鮮卑拓跋部，自認來自大興安嶺北段，可是仍然生活在那裏的、與他擁有共同祖先的鮮卑部落，卻被北魏統治者改名為“室韋”，即將他們視為與自己毫不相幹的“夷狄”。這樣的事情，是絕不會發生在蒙古人或滿族統治的時代的，這兩者都把留居在“後方”的同族看成最可信賴的依靠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