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唐大一統以來，尤其是隋代發明科舉，唐朝大力推舉科舉之後，中國的官僚政治終於找到了適合它的發展軌道，找到了一個合適的依托了。無論是當年的秦也好，還是隋唐也好，官僚政治的出現都有利於中國政治回歸常態，也就是有利於鞏固君主專製和中央集權。
當然了，這裏邊有個問題，就是我們所說的這個“曆史常態”，它是怎麽形成的。一方麵，我們當然可以說，這是皇權發展的內在要求。說到這個，咱們不得不來說兩句中西對比的問題。我們可以注意到，作為一個君主來說，追求自己權力的絕對化，這是人類的共同點，西方的君主也不例外。但是在西歐的曆史上，對於他們的君權來說，起碼有兩股勢力可以形成製衡：一個是教會的力量，一個是貴族領主的力量。可是對中國來說，教會的力量不存在。因為中國從殷商時代開始，就已經完成了“君主”與“國家最高大祭司”這個角色的統一。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曆史上並不存在能夠製衡君主專製的宗教方麵的力量。而對於貴族這個問題來說，前麵我們已經反複強調這個問題了，秦漢也好，隋唐也好，都對貴族的力量有過打壓，其中“培養官僚政治”毫無疑問就是打壓貴族政治的一個不二法門。
而這裏我們要辨明的第二個問題是，隋唐大一統與秦漢大一統有一個不同，就是關於“南朝化”和“北朝出口”這樣的爭論。這是史學界持續多年的一個爭論。
要知道隋唐與秦漢相比較——如果硬要比較的話，咱們可以這麽說，秦始皇時期的大一統相對來說背景比較簡單。首先秦始皇時期的民族關係比較單一化，不是說沒有民族關係問題，而是說沒有隋唐那麽複雜，這是其一。第二個，秦始皇時期的地域問題相對來說比較簡單。那個年代主要的地域矛盾就是東西矛盾。這個東西矛盾其實是把文化的衝突與政治的衝突融為一體。平定了山東六國，那麽一係列的問題自然就得到了解決。但是到了隋唐時期，這個大一統麵臨的問題是：首先南北疆域要一統，同時民族文化也要一統。所以說，那個年代的背景比秦始皇時代要更加複雜。著名的曆史學家唐長孺先生就堅持認為，隋唐大帝國的盛世與“南朝化”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