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華夷之辨”，自古以來就有。大家可以翻開《尚書·禹貢》看一看，戰國時期人們對天下的概念，就是以“中國”為中心，然後四周像同心圓一樣地分布著所謂的四夷，而且認為“中國”在文化上是具有絕對的優勢的，是應該教化天下的，這是那個時候的華夷之辨。而到了唐代，正如我們前麵所說的，唐代實際上是很開放包容的，對於胡人有很大的寬容度。
但是安史之亂卻引發了華夷之辨，原因很簡單。因為安史之亂中，安祿山、史思明都是胡人，他們手下又有很多胡兵胡將；後來的藩鎮割據當中，河北三鎮又有很明顯的胡化的色彩。所以，從這些角度來說，人們對於胡人、外夷的這種警覺，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華夷之辨要一直延續到宋代。華夷之辨的出現，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起碼從文化心理上來說，唐帝國事實上已經開始走向瓦解了。
要知道，原本中原與四夷之間的關係，就是通過朝貢、冊封和羈縻來加以維係的。朝貢體製我們前麵反複提到過，就不用說了；至於冊封，由於中國在整個東亞世界具有絕對的力量優勢，所以，四夷的各個政權無不以獲得中國皇帝的冊封為榮，這有利於他們在國內地位合法性的確認，所以冊封是當時中國對外施加影響力的一個重要的手段。漢朝就已經有了這種四夷的冊封，唐朝更是大規模地推行，而且唐朝還對當時邊疆少數民族，廣泛授予各種羈縻府、州、縣的官職，大量地冊封那些可汗以王、公等爵位。
而且，當時唐朝在邊境地區設置的羈縻府、州多達856個，授予的官職也是為數眾多，以致無法做完全的統計。而且很多胡人還進入了唐朝中央政治中樞來任官，這一點在前麵我們已經提到過了。安史之亂之前，可以說唐人對於胡人的態度是相當友好開放的，但是安史之亂的爆發，大大地改變了唐朝，它影響到了唐朝的中央集權，影響到了皇帝的權威，不僅造成了藩鎮割據，而且在文化上也造成了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