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楊鶴主撫政策的失敗
當農民起義的火焰剛剛點燃的時候，明朝在陝西的地方官員，唯恐這把火燒到自己身上，擔心朝廷追查責任，會受到嚴厲製裁。同時又幻想來年夏收之後，為饑寒所迫的起義農民將會自動解散回鄉。於是，他們采取鴕鳥政策，禁止各府縣報告“變亂”的消息。崇禎初年任陝西巡撫的胡廷宴，每逢州縣以“盜賊”事上報，就不問情由地把來人打一頓板子，說道：“此饑氓也，掠至明春後自定耳。”[1]然而，紙是包不住火的，農民起義的聲勢一天比一天高漲，地方官再也無法掩蓋了，隻好硬著頭皮向朝廷報告。兵部奉旨查核時，地方官又互相推諉。陝西巡撫胡廷宴說是延綏巡撫嶽和聲管轄的邊兵作亂，嶽和聲又說是陝西內地的饑民為“盜”。陝西巡按禦史吳煥在疏中則各打五十大板，說：“盜發於白水之七月，則邊賊少而土賊多。今年報盜皆騎銳，動至七八千人。則兩撫之推諉隱諱，實釀之也。”[2]不久，嶽和聲病死，胡廷宴罷斥；改以劉廣生巡撫陝西，張夢鯨巡撫延綏。這時陝北的農民起義已經初具規模了。
在如何處置業已揭竿而起的農民問題上，明朝廷和地方官員總的來說，都主張剿撫並用，但究竟以剿為主還是以撫為主，就常常出現意見分歧。崇禎二年二月，明陝西三邊總督武之望病死，朱由檢任命左副都禦史楊鶴接替。楊鶴抵任以後，看到陝西各地的災荒十分嚴重，無衣無食的饑民千百成群地加入起義隊伍中去，使他所部署的軍事追剿收效甚微，官軍疲於奔命，起義農民卻有增無減。他感到光靠軍事手段解決不了麵對的社會問題。另外，崇禎二年底奉詔抽調大批精銳開赴京畿勤王，又使他深感兵力不足，窮於應付。在這種捉襟見肘的情況下，楊鶴提出了招撫為主、追剿為輔的方針。崇禎四年正月，他在奏疏中指出，“盜賊”之起，“總因饑荒至極，民不聊生”。采用剿的辦法需要調集大軍，“行糧犒賞，所費不貲”，結果仍然是“誅不勝誅”，“屢剿而屢不定”。采取招撫的辦法要想真正取得效果，也需要由政府撥款幫助農民渡過難關。他說：“蓋解而散，散而複聚，猶弗散也。必實實賑濟，使之糊口有資，而後謂之真解散。解散之後尚須安插，必實實給予牛種，使之歸農複業，而後謂之真安插。如是則賊有生之樂，無死之心，自必帖然就撫。撫局既定，剿局亦終。臣所謂欲行剿撫之實著，必有剿撫之實費者此也。”他還指出，如果隻是“空言”招撫，不解決農民的生活問題，那就是“徒以撫愚賊，是即以賊自愚，此不終日之計也”。最後，楊鶴認為剿和撫都要花費大筆金錢，效果卻不一樣：“況費之於剿，金銀一去不還，且斬首太多，上幹和氣。費之於撫，金錢去而民在，活一人即得一人性命，盜息民安，利莫大焉。”[3]